杨学军：从通讯到安防，以预见创造未来

韩愈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的“预”字可以理解为一种预见性。预见性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一目了然，这是一个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就能明了的道理。但是在今天，韩愈的“预见性”理论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生存的道理，对于那些深谙儒学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将“预见性”理论融汇贯通于企业的战略战术中使之成为企业致胜的力量，那才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诠释。我们有幸从广州金鹏集团在安防领域的搏杀中读到了金鹏副总裁杨学军对韩愈理论的成功诠释。短短两三年的时间，这个安防领域的新军即以板卡为突破口，一跃成为中国DVR板卡行业的第二大开发和生产．型企业，这一切都源自金鹏对视频监控市场的预见和把握。[编者按]     

汉代“小说家”考

汉代有关典籍中出现的“小说家”一词并非指小说作家，“小说”二字亦非文体名。从《汉书·艺文志》使用“小说家”一词的语言环境和著录的“小说家”作品来看，将它理解为学说派别之称可能更符合当时人的原义。但是，汉代人关于“小说家”的解释对后代的小说文体观念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诗文合一"到"诗文划界"——论文学革命发生后新诗语言调整与文体发展的互动

文学革命后，口语入诗、诗歌散文化的追求曾导致“诗文合一”、诗文不分的倾向。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诗歌和散文文体界限不清的问题引起了创作界和理论界的重视，对诗歌文体独特性的追求促使作家们对新诗语言进行调整和加工。通过对诗歌语言“形象的加工”和“声音的加工”的自觉追求，新诗语言逐渐与口语拉开了距离，这有力地推动了新诗文体的完善。从“诗文合一”到“诗文划界”，这一现象揭示了文学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形式发展的关系，这也包括现代文学的文体发展对文学语言变革的反作用。     

文体发展三律论

文体发展三律论沈国芳文体，指文章的体裁、体式、样式、体制等，从文章的生产过程来育，它是写作实践中反复出现并被普遍遵从或恪守的预构模式或格局；从文章的成品来看，则是丈章内在性质的外化形态或类型。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提出：“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     

1954年制宪推敲“质问”和“询问”

许多人知道“推敲”一词的来历。传说唐代诗人贾岛作《题李凝幽居》时，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对第二句中的“敲”字是否应换成“推”字他犹豫不决，这时无意中遇到了大文学家韩愈。韩愈了解了贾岛犹豫不决的原委后说，我看用“敲”字好。后来用“推敲”一词指斟酌文字，反复琢磨。1954年制定宪法时，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质问权”如何规定进行了认真讨论、反复推敲。     

西汉扬雄《廷尉箴》的主旨与贡献——法官箴言研究之二

西汉扬雄《廷尉箴》是历史上第一个法官箴,它从法官职守角度提出君主应秉持的刑政理念、政策纲要,所谓“说人君谨刑罚”;它叙列尧舜禹三王、夏商周三代及秦国(朝)的法制历史,宣扬儒家情操,贬抑法家-秦国(朝)治术.《廷尉箴》从儒家立场总结历史经验,指斥“寇贼满山,刑者半道”的重刑虐民现象,警告君主不要以为“惟虐惟杀,人莫予奈”,最终得出“殷以刑颠,秦以酷败”的发人深省的结论.《廷尉箴》是儒家刑政观的“箴言”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表达;箴的这种旨趣,在诔、诗等其他文体中有相同的表现.扬雄《廷尉箴》开风气之先,对东汉唐宋元等后世法官箴的创作影响颇大.     

兼济·兼容·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概说

作为桐城派集大成的作家——姚鼐的古文理论实为一较完整的体系：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济的创作论，诸体兼容的文体论，阴阳兼美的风格论。姚鼐古文理论之特征与魅力显然在一个“兼”字，而这“兼”字的获得，自有其文化渊源。参透这富有魅力的“兼”字，会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迪     

现代散文的起源

现代散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如鲁迅所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包含着挣扎和战斗。”①散文发展之快,成绩之显著,也是公认的。一九二七年,朱自清在总结“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时说过:“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②这样的     

书法的“拿来”与创新

鲁迅曾说过：“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书法艺术从临习到创作，无疑是要“拿来”的，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书家概莫例外。“拿来”是一种主动行为，它要求书家谦虚好学与积极进取，并对欲“拿来”的对象和某一欲“拿来”的因素进行冷静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做出合乎自己实际和发展要求的选择。这种经过严格取舍而被“拿来”的，对书家而言是新鲜如宋代大书家米芾，习书从颜入手，而后学柳；当得知柳出自欧，而又转师欧；由欧又转从诸遂良；由此上追直抵二王。他“取诸之长”地“拿来”，“总而成之…     

譬论：先秦诸子言说方式的转变——以《韩非子·内外储说》之异闻为例

先秦诸子言说方式，至战国中期而一变：从早期至理、名言之语录，一变为充满譬喻故事之论辨。《韩非子》之《说林》、《内外储说》的产生，不过是这种演变的极至化结果；中国早期小说之“譬论”的重要文体特征，正是在先秦子书这种演进过程中生成的。《内外储说》“一曰”所记载的异闻传说，都是与其相对应的经文、说的正文故事同时写作而成的，并非是后人添加进去的；“一曰”之异闻作为“未完之稿”而产生、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了韩非对于譬喻故事的特殊兴趣，体现出传说故事的丰富性、口传性，而且还透露出“譬论”文体（早期小说）诞生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