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浦东的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为研究视角,在阐析"十一五"期间,浦东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做法、成效,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强化异体问责,健全多元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方式,加强问责结果与问责事由的对应关系;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细化行政问责的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问责程序;完善绩效评估,奠定行政问责制的依据和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健全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与完善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来看,行政问责制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还存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行政问责主体缺位、行政问责客体狭窄、行政问责程序不统一等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和问题,笔者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措施:构建统一的行政责任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规范行政问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虽然在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制度建设不完备是其主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要从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合理配置职责权限、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将行政问责落实到位。     

问责文化建设路径研究——我国异体问责机制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而问责文化则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制的良性发展,需要问责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支撑。构建问责文化,必须多管齐下,要从加强官德建设、建设廉洁政治、增强责任行政意识、重塑政治良心、培养公民问责意识等方面着手,使负责成为一种良好的行政习惯,形成一种问责的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从"权力、管制政府"向"责任、服务政府"转型。     

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研究

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行政问责制是打赢公共卫生战役的重要举措,对于行政主体而言能够摒弃"官本位"观念和机械行政的惯性,同时也符合权责相一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有利于进一步塑造政府官员队伍负责任的良好形象.但是当前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表现出了诸多不足,如行政问责法律滞后、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等等.为此,从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制度体系与配套机制等方面入手,重构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对建立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有重要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以法治为视角

西方发达国家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历来已久,在民主政治、文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堪称典范。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对我国的主要启示有,不断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注重异体问责和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断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问责力度。     

基层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及完善路径

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基层政府实施较晚,存在诸如主体缺失、权责不清、措施不规范、轻无为问责、监督不力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升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划清基层政府各部门权责界限,完善问责措施和政府绩效评估,还要在基层公务员的道德建设上下功夫。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     

西方国家问责制的理论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问责制的理论主要包括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有限政府论，并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得到委托一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补充。西方国家问责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更多的是相似之处，如明确而健全的法律规定，严厉的立法机关问责，完备的司法机关问责等。西方国家问责制对我国的启示在于：实行问责制，必须抓好问责制立法项层设计，保障问责依法有效运行；必须加大立法机关问责力度，提高人大制度权威性；必须积极推进司法问责进程。充分发挥司法问责作用；必须加强问责配套制度建设，形成健全完善的问责制度体系。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从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论行政问责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落实还面临众多现实困境,表现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完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不健全;行政问责透明度有待增强;异体问责的强度有待提升。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不仅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且还会影响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确保行政问责制落实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论健全行政问责制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但是目前所推行的行政问责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着问责重点不突出、问责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方式把握不准等许多问题,严重影响到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效果。健全行政问责制度,必须重视问责文化建设,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加强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趋势及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问责制出现了由权力问责向制度建设转变、从有责官员向无为官员扩展、由生产企业向行政机关延伸、由暗箱操作向公开透明发展等趋势特征。为了适应发展趋势和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应加强相关制度和措施建设,如:建立健全常态科学的问责制度、加大异体问责力度、科学界定权责边界、行政问责与法律问责相配合、拓宽问责范围等。     

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在官员引咎辞职的风暴下,总理温家宝仍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制的不仅与人性的弱点和权利的特性有关,还是时事所促成的,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强化问责制的途径包括颁布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完善问责制的配套制度,问责主体多元化,利用新闻、网络等媒介作为行政手段,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设官员的问责文化。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论实行行政问责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实行行政问责制，对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追究，是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心、转变工作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它对于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和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点阶段，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存在着行政问责立法滞后、主体不清、标准不一、内容狭窄、忽视常态性问责等问题，因此，必须强化权责对等，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明确问责主体，扩展问责内容，注重问责结果的运用，促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