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集团、大国协调与全球治理

当前全球治理出现了三类平行非正式集团,分别是西方大国主导的非正式集团,如G8和G8＋5,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的非正式集团,如G20,以及新兴大国内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如IBSA和BR ICs等。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的涌现,反映了全球权力转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发生的变化,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庞杂、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进行的制度创新,也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集团身份参与、改进全球治理的重要进程。在可见的未来,这些非正式治理集团将共存、共处,并与正式国际组织一道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略论全球治理理论对当代国际法的影响与挑战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全球治理的理论模式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它已深刻影响到国际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更积极地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扮演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角色。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联合国面临的新挑战与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变化,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应对各种新问题的能力,如何应对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的竞争。联合国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需要以全球治理为价值取向,改革内部结构,加强与相关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试析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机制与困境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它的挑战者——联合国系统下的三个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两套互相竞争的机制各有不足之处，前者合法性不足，后者有效性不够。但这只是互联网治理困境的表象，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网络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和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的困境密切相关，集中反映在三大矛盾上，即霸权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中关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任何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大国的参与，互联网治理机制也是如此。基于此，中国如果能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将对互联网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提高和承认,投票权和话语权大幅提升,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加强自身影响力的挑战,中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如何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变为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影响。治理是一个过程,话语权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他主要环节还包括制度的功能设定、治理规范的内容以及国际组织的内部治理改革等,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中国既需要考虑权力变化所带来的话语权的增加,同时也要思考制度功能、规范和组织治理结构等要素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关联性。     

全球数字治理挑战、制度竞争与中国方案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顺利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对网络发展中国家产生诸多不利,直接损害了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纵容了网络国际犯罪。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方面,有效的机制和框架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国利益不同,从而在法律制度及对国家主权和人权问题方面存在认识分歧。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尤其是在网络将世界各国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地球村"已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针对跨国网络问题,只有各国携起手来,构建合作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     

全球环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

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已迫在眉睫。全球环境问题的特点要求探索环境全球治理的途径,主要应在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进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机制等方面加强研究。     

试析全球治理中的理念差异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解决全球性问题超出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成及对治理的有效性形成制约。在对权力至上、制度至上和层级划分治理理念的差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机制和手段方面考察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冷战终结之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形成。从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对传统大国产生巨大的冲击,即不断地将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推向一个由多元权威结构构成的多元中心的全球体系。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并非原有传统的、局限的、简单的大国关系,而是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以合作为基础发展演变的大国关系,在这样的大国关系中,全球治理必然对大国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

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更替演进中,大国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是处于国际矛盾和重大事件中心的主要角色,也是决定全球治理机制创建进度和主导过程控制的核心要素。从21世纪第2个十年开始,中等强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创设过程中开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从治理参与者向治理推动者的进阶升迁,不仅标志着中等强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初步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还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运作模式步入新的时代。因此,世界政治将逐步朝着代表更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方向转变,国际体系也将逐步转化为全方位发展更具整体性的全球形态。     

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

主场外交是在一国境内举行的多边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民主赤字、效力不足、领导乏力等问题,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国际社会也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需要创造更多的平台与机会来促进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大力举办和开展主场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塑造、优化国际形象和增加国际贡献,增强了自身的战略能力,促进大国实力更有效地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杭州峰会,从塑造国际共识到促进共同行动,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国内协调、政策落实、长效机制、成本优化等问题,需要在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聚合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制度效能、增加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组织法研究——理论动向及方法论反思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同时国际组织的官僚化也不断提高,责任缺失现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对国际组织法和国际法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法理论在最近七八年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其间宪政主义、全球行政法和公权力学说三种最新的理论发展尤为值得关注。这些理论发展表明了国际组织法研究方法和旨趣的变革,即从关注国际组织内部组织架构,到关注国际组织的外部权力行使及其正当性。     

国际规范生命力与全球治理的成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比较研究

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全球治理效果不彰使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迫在眉睫。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国际规范在演进中不断变化,影响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方向和依据。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全球性规范以避免碎片化治理、提升治理效能。而国际规范本身具有生命力,规范生命力越强,越能在扩散过程中抵御和应对针对自身的挑战。规范越具全球性,越利于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规范生命力可从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普遍程度、成员认知和成员遵约行为三个维度来观察,通过成员多样性、成员认知一致性、制度化水平和违背规范成本四个指标来衡量。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扩散顺利有效,相比之下,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扩散坎坷。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生命力更强,并呈现不断增强态势,国际禁止捕鲸规范生命力相对较弱,且历经由弱增强又减弱的过程。两种国际规范的发展历程揭示,从规范创设者和倡导者角度出发,契合国际文化背景、发掘普遍性问题、挖掘多元性价值、针对合作型规范建立有效惩罚制度,有助于创设生命力更强、更具全球性的规范。大国应利用自身权力和资源优势,为全...     

战争、和平与全球治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实现既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裁军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增无减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原先的国际治理逻辑已不再适用。为消除战争、增进和平,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对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加以管理。世界各国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以议题关联为核心的治理手段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提升和改进全球治理的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引入具有动机的激励机制,建立起可信和可核查的制度,对违反协议的国家实施惩罚和制裁,这不仅是国际协议和国际行动成功的关键,也是确保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