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

中国援外医疗队是南南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至今已有45年的历史。本文以各种资料为依据，对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进行了系统梳理，订正了此前公开发表的有关援外医疗队的数字和媒体引用的数据，并着力探讨和分析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对中国外交与世界和平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援外医疗队不仅为非洲人民治病救人，也以其特殊身份为中国外交服务，并在传播平等思想、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加深对传统医学的认识等方面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对外政策领域，不仅赢得了发展中受援国的友谊，而且将中国与发展中受援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新时代里，中国对外援助需要进一步坚持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创新援外理念、优化援外结构、提高援外质量、改革援外管理、加强援外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

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在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历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起步早、层次高、领域宽、规模大、时间久、成效显著等特征。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战后和平恢复时期，中国对越援助历经由军事援助为主向经济技术援助为主、由党际援助为主导向政府间合作为主导的转变，不仅创新了援助方式，创立了援外管理机制，制定了基本的援外程序，培养了一批最早的援外队伍，而且形成了对援外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原则，对其后的援越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新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中亦极具开创性意义。     

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对外多边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多边援外不断发展，资金规模逐渐增加，多边援外方式日益多元化。中国多边援外取得了显著成就，既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多边外交的开展，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当前，中国多边援外既面临合理满足国际社会不断增长的期望值的挑战，也需要解决资金有效利用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多边援外应注重在发展理念和规则上影响世界，积极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     

简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下的非洲外交

早期日本对非外交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并且非洲在日本外交议程中处于边缘位置。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非洲在日本能源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政治大国战略,对非外交便开始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不再限于获取资源和市场。ODA（官方开发援助）是日本对非外交的基本手段,并形成了官方主导、民间为辅的机制,而＂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其主要平台。目前,日本全面重视和参与非洲事务,并且把实用主义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为其政治大国目标服务。受制于自身与国际因素,日本对非外交的实效不应被夸大,但它对中非关系仍构成了一定影响。     

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

尽管拉美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援助却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拉美外交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援助古巴，不仅是寻求与古巴建交，而且期望在外围地区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70年代，中国的援助政策推动了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八九十年代，在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同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开始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拉美的援助力度，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增多，特别是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成为新时期对拉美外交的亮点。中国对拉美援助政策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在拉美利益认知的转变，即从支持反帝、反殖、反霸转向支持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从“涉台斗争”转向强调经济、科技和文化外交。中国对拉美援助是当前实现中拉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     

从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看中国对非安全政策的新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多边机制开始积极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并逐步呈现出一些特点和趋势。中国在对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行动参与,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对非洲安全政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两场冲突中,中国政府通过派遣维和部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利用多边以及双边关系、灵活处理尊重主权完整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冲突的缓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非洲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以及西方、非洲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参与必将有新的发展。     

对非洲投资法律的“人本”考察与法哲学思考

中非双边经贸关系迅速而健康地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及其学者的忧虑.西方舆论时常别有用心地极度宣扬中非关系发展中出现的个别现象和偶发事件,妄图歪曲和破坏中非关系友好发展的大局与历史情结.然而,无论在国际法还是在国内法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于法于理都有理有据、无可厚非.从法哲学的角度出发,对非洲投资进行“人本”考察,厘清“非洲投资”的内涵及外延并重新合理地界定,结合非洲人权发展历程探讨当前非洲投资中的“人本”困境,并重新诠释了中国对非洲投资应有之理念.这些都对非洲投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西方殖民主义思维的延续--驳“中国殖民论”

与西方殖民者的屠杀、奴役和抛弃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带到非洲的就是和平、文明和友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的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新世纪之初，中非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国家间平等相待、真诚友好的典范，“中国殖民论”既没有历史依据，更不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是以一种过时的殖民主义思维来看待我国和非洲关系的发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护西方在非洲的既有利益，妄图阻碍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进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中国对非洲政策与国家形象塑造

在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非洲大陆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树立自身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舞台。近年来，中国及时扩大了对非援助规模，重视提升非洲国家的产业发展能力，支持和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积极推动发展模式和经验的交流，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软实力。但随着中外关系的升温及非洲形势的变化，也凸显出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应从中外友好长远发展和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推动对非外交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发展与完善。     

在妥善处理四层关系中实现合作共赢--学习习近平关于外交工作的新理念

十八大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局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以长远和开阔的眼光纵观全局，围绕“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及“中国梦”，一方面保持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审时度势，创新思维，谋划新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实践行动。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一届领导人继续贯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战略，灵活多变地开展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模式。新型大国关系，“真、实、亲、诚”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积极主动的多边外交，成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新思路。     

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视域下我国援外的独特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自然式共同体""虚幻式共同体"批判、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共同体"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国的对外援助作为国家外交的重要工作之一,在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指引下,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的康庄大道.一直以来,积极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突出实用性的多元化援外方式始终是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底色.     

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

经济外交是日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强项,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外交传递价值观和实施外交政策的载体与积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外交目标与战略视野逐步超出亚洲地区而扩至全球,日本ODA的核心理念也发生转变,战略援助成分增加,作为综合安保的手段,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直接挂钩.日本对非援助外交经历了从重亚轻非到经援铺路、政经并举挺进非洲的演变过程,具有保持与国际援助潮流同步、牵制中国对非外交、保障能源资源供给战略安全、谋求实现“入常”政治大国梦等方面的政策意义,是考察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

1950年春开始的“援越抗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援外行动,也是新中国军事介入周边事务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对整个冷战时期的中国东亚政策和援外政策均产生了长远影响.不透彻研究“援越抗法”,就无法完整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中国的东亚政策、援外政策和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缘起、动力和主要特征.文章作为建国后地区战略史研究的一部分,大致按照历史脉络分别叙述“援越抗法”的起因、根本原则、主要动力及其对中国的印支政策和中越关系的复杂影响,力图完整呈现“援越抗法”的丰富内涵,并论证在革命意识形态、中苏同盟与地缘安全观等因素互动的过程中,支援东亚地区革命运动和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等因素在“援越抗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援助之道义原则的提出、形成和主要行为模式等,均与此直接相关.     

中非关系是平等性、双赢性及互利性的新型国际关系——兼驳西方国家“中国非洲剥削论”

中非关系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中非关系具有平等性、双赢性及互利性,这是由中非政治经济关系所影响决定的。当前,部分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攻击中国的对非政策,＂中国非洲剥削论＂甚嚣尘上。其原因是由于部分西方国家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从＂冷战＂视角看待世界。中国与非洲友谊深厚,任何离间中非友谊、阴谋破坏中国与非洲合作的行为,注定要失败,中非关系会变得更美好。     

从安全到发展：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以中柬关系的演变发展为主线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对外援助方面更实现了从重要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层面从重点关注地区和周边安全合作逐渐转向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其中中柬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最具代表性。柬埔寨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无偿援助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当前中柬政治互信、经济发展和战略合作都提升到了空前高度。本文借助“安全—发展”联结框架，以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为理论背景，梳理和分析中柬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为了维护柬埔寨国家安全与地区秩序，中国在柬埔寨战后和平重建进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斡旋外交。在柬埔寨完成国家重建、开启经济社会重建阶段后，出于中柬两国共同发展的需求，中国对柬埔寨实施了以民生发展为主的经济援助与发展合作，中柬双方战略关系得到极大提升，呈现出从“以安全为导向”到“以发展为导向”的范式转变。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形成了一系列工作新思路:外交工作应保障“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顺应“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基于此,中国外交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通过吸取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的精华丰富中国外交内涵,并将中国外交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非洲萨赫勒地区问题:国际社会的努力及挑战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以联合国、西共体、非盟、欧盟等全球和地区组织以及法国、美国、中国等大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为解决萨赫勒地区问题做出了多种努力.但由于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和跨境性的特点,国际社会面临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与协同应对、尊重非洲地区人民的自主权、在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解决根源性问题以及警惕外部势力借解决地区问题之机使“新干涉主义”在非洲合法化等诸多挑战.面对一些西方大国以反恐名义不断扩大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中国如何在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下,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平台,加强与非盟和西共体等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沟通和磋商,积极参与非洲区域和平与安全建设,既维护中国在非洲不断发展和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有力支持非洲地区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中国对非外交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