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出口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述评

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其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为理论基础,将出口贸易增长分解为已有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的扩张（集约边际）和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扩展边际）两部分。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各国出口贸易增长主要依靠集约边际,但是扩展边际的作用日益增强。扩展边际的发展,有利于减少出口增长波动,形成多元化出口格局。     

公安经济学模型研究

对付违法犯罪行为的最优政策是资源最优配置的一部分,文章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建立了对付违法犯罪行为的最优策略模型,提出了公安工作最优政策选择的条件和方法。     

边际供求价格递变规律研究

市场价格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增加供给不变或者需求的增加大于供给的增加,市场价格就会上升;当供给增加需求不变或者需求的增加小于供给的增加,市场价格就会下降。边际需求的增加、边际供给的增加、边际供求差额的变化与价格的升降幅度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本文借鉴边际成本递减规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边际需求价格递增规律、边际供给价格递减规律、边际供求价格递变规律。     

信息经济对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别从信息经济和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出发,先后阐述了信息经济形成的时代背景、其涵义和特征以及信息经济和传统经济的比较,又阐述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最后通过电信行业的具体实例论述了信息经济对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得出“信息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其在当今的经济活动中不在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的结论。     

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8至2016年中国与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利用三种不同计量方法考察了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的影响,其结果表明整体上,出口目的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规模具有负向冲击效应。进一步将出口划分为出口的集约边际与出口扩展边际,出口目的国经济不确定性同时抑制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但相对于出口的扩展边际,经济不确定性对集约边际的不利影响更大,即出口的扩展边际抗风险能力更强,该结论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点。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隐忧

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是此轮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普遍观点认为,此举可有效破解长期影响我国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审判管理行政化,且能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现司法公正。受制于现行体制,新的司法管辖制度以及为实现该制度而先行的"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措施可能难以实现其实施的初衷,且可能导致新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以及新一轮司法资源的浪费。对此,可以从培育精英化的法官群体、推进法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独立运行、增强法院与社会的亲近性三个层次配套推进制度建设,以实现改革目的。     

司法改革贵在尊重司法运行规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而此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已经勾画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初步轮廓。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改革总目标,关键在于尊重司法思维和司法规律。     

论司法精神的人本关怀

司法的目标是和平、和谐、公平与正义,而实现的手段却是斗争,是司法的公信力与拘束力。司法的生命是以人为本的,即国民的、国家权力的、阶级的、个人的人本关怀。而司法之公信力和拘束力是司法权威获得普遍服从的两大资源,失去了这两大资源,也就等于失去了法精神,失去了法精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社会人本关怀与法道德和谐的基础,故司法精神的人本关怀便是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之所在。     

论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复杂曲折历程催生了不同的理论框架。作为反映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过程的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其最高价值目标在于彰显司法"定纷止争、权利救济、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促进和谐、增进人民福祉"的功能。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外发式、激进式改革思路的误导与司法权威缺失等困境。司法现代化转型既有当下现实的必要性,又有法治理论与实践上的正当性。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价值目标转型、职权模式转型、保障机制转型、人事管理机制职业化转型和司法应用技术手段革新。     

当下中国自主型司法模式生成的法治基础——以“能动司法”为样本的分析

能动司法的兴起,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紧密相关,也与法治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密切相联;既因为法院文化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为能动司法的深入实践提供了法文化软实力的支持,也由于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能动司法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历时性的法律资源。可以说,是这些复杂而综合性的法治因素和法治力量共同作用下,催生了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司法模式。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重视这些法治因素,也要充分尊重、培育和利用这些法治因素。唯有此,才能顺利的推进司法的自主型改革与发展。     

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前提

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有利于实现公民的司法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使其认识到司法的真实情况,体验到司法公正的客观实际,从而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中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建立于清末法制改革以后,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继续被使用,改革开放以后它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推进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主要途径是,要进一步更新理念、借鉴世界法制文明的成果、创新制度设计和采取新措施、缩小各法院之间的差距。可以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国能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方面走出更为坚实的一步,也会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能动主义的历史演进与论争

司法能动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它是伴随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一种司法哲学。司法能动主义是指一种允许法院在不遵循先例的情况下,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发现立法的违宪行为,以司法判决的方式来保障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司法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司法能动主义就饱受争议,即便如此,在这种司法哲学观指导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权的运用,保障了社会公民之权利,维护了市民社会之正义,促进了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然而,对司法能动主义的运用,必须自觉保持司法克制,防止司法能动主义滥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样才能实现司法能动主义保障社会正义之职能。     

论司法与宪政发展

司法与宪政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整个人类社会的司法史可以明显地分为无宪政的司法时期和有宪政的司法时期。在有宪政的司法时期 ,司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不仅在宪政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宪政运动的深入。在一些成熟的宪政国家之中 ,司法的功能已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当代中国 ,由于历史传统等原因 ,司法功能的现代转换并没有完成。我国应在宪法司法化的基础之上继续强化司法的宪政作用 ,其途径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的政治功能刍议

司法审查制度秉承其沟通理性的特质，具有化解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功能。从传统的个案裁判到通过个案以确立社会生活的普遍性规则，法院对公共政策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法院由能动主义走向克制主义，是司法审查制度日渐成熟的过程，也是对司法权中立消极本性的回归。司法权只要恪守其审慎的本性，切中社会变迁之脉搏，就能够消除或抑制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结构性骚动，实现为和谐的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政治正义。     

司法规律中的价值与司法价值中的规律

司法规律作为人类司法实践活动的规律,凝聚了人的需要和价值目标。"我者"之所以接近司法规律,本质上是源于自身的价值需要。这种价值需要驱使"我者"去主动地认识规律、能动地把握规律、创造性地去利用规律,让司法规律的作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司法价值的实现也总是受到司法规律的支配。司法价值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司法规律在起作用,司法价值的实现即司法规律的实现。司法规律和司法价值作为司法过程中的两个基本要素,都无外乎是司法实践的产物——他们生成于实践之中,存在于实践之中,作用于实践之中,最终在实践中实现统合。     

司法民主化的追问

民主与司法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和政治过程,不能以一种事物的属性来改造另一种事物,否则就会对事物造成破坏,因此让一种事物他化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宪法是民主的产物和最高体现,所以权力的合宪化就是权力民主化的最高体现,司法权的民主化也只能表现为合宪化而不是受宪法外权威的操纵和支配,因为那只会使司法权异化并根本上破坏权力的民主性质。因此,司法权对这些因素应当进行抵制而不是迎合,司法合宪化才是民主的真谛。     

论中国古代司法二元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古代家国组织的社会形态及其法律文化传统是古代司法二元性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古代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国家,以家为基础,集家成族,合族成国,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态的二元组织形式;国有国法,治理国家,族有族规,约束子孙族众,故家国二元性决定了古代法律治理的二元性,古代法律的全部内容都反映出政权与族权联合统治、家族法和国家法相互融合的特点;古代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两者内容不相龃龉,基本精神一致,作用完全相同,是中国古代司法二元性的最终体现。     

推动司法贴近群众应牢牢把握三个切入点

近年来,随着＂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司法审判理念的不断更新,全国各地法院日益重视司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脉联系,均采取了丰富多样的举措推动司法贴近人民群众,司法贴近群众,作为群众路线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其核心问题就是该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需求和新期待。因此,人民群众的需求既是我们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司法贴近群众的切入点。     

论民间规则在民事诉讼裁判中的运用

司法裁判需要规范性依据,这是司法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在制定法规范不能满足司法解决纠纷的需要时,从法律的原则和社会生活中寻求规范的来源。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合理运用可弥补国家制定法的不足,同时也是法官作出正当性裁判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法官作出的司法判决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提升司法公信力。当然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也是有限度的,对其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应保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