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

实现社会正义是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司法改革过程中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拉美国家司法改革本身的重要战略目标.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为司法改革带来了新的动力,使司法改革在新自由主义遭到广泛批评时仍然得以继续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在司法改革之初就成为国际援助机构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纽带,当前的主要作用是监督司法改革的成效和司法体系的运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司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参与过程,客观上有利于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正经历从一个"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与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对推动金砖合作机制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导致一定程度上"金砖威胁论"的兴起。本文在阐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转型的基础上,从金砖国家在G20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以及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案例实践出发,提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本定位是"内谋发展、外促改革",旨在推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包容式改进",而非对抗发达国家或推翻全球治理体系。     

俄罗斯公民参与的法律解读及评析

体现着公共治理基本价值的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俄罗斯法治国家公民性型塑以及市民社会培养的最直接的方法和途径。公民参与权在俄罗斯宪法的确立以及俄罗斯公民参与的程序规则获得的立法保障,使得公民参与成为了俄罗斯国家公共治理的最重要的社会表达方式之一。同时,公民对国家管理的有序参与为俄罗斯民众提供了表达其社会诉求、实现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俄罗斯法治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平衡支点,为俄罗斯实现国家同社会的密切联系,避免官民之间对抗与冲突起到了很大的化解作用。俄罗斯公民参与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提供某种可参照的范式。     

编者按

正金砖国家是当前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新时期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在金砖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各种"唱衰金砖"的论调此起彼伏,"金砖褪色论"、"金砖威胁论"不一而足。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金砖国家合作,尤其是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理解金砖国家在塑造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     

政党中心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比较研究——基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案例分析

如何通过政党引领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政党主导型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问题。政党主导型国家的基层社会治理往往以政党为中心,其关键是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政党的领导和引领作用。政党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一是组织嵌入;二是价值引领;三是资源整合。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都是东南亚国家,而且都是政党主导型国家,但其政党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的做法各有特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人民协会为组织载体,推行实用主义的文化价值,突出党员的社区服务;马来西亚政党间关系比政党基层组织更能够影响其基层社会治理过程,因为其在价值引领方面大力倡导"马来人优先"并以此进行资源分配;越南共产党基于精密的基层组织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价值引导,通过基层民主建设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三个案例共同说明:一方面,由于本国的历史、基本国情和执政党起源方式不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党在领导和引领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上也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各国政党在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上都会强调组织嵌入和资源整合维度,但价值引领也会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     

莫斯科经济社会发展与都市治理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是世界先进大城市之一,其都市治理方案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特定的制度、历史背景以及社会发展进程.首都都市治理工作的科学推进不仅可以提升城市自身的竞争力,也对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有着积极的作用.研究首都的都市治理对于研判国家的行政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价值.都市治理的实质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灵活有效的都市治理能够更加高...     

2020年度《国际安全研究》选题预告

2020庚子年注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年度。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侵袭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积极探寻公共危机治理之路。这也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加剧安全矛盾,正在形成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深入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安全架构与地区安全机制,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均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亟须进行理论与实务探讨的重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东南亚四国银行重组中的外资参与

近年来,东南亚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加快了银行体系的重组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积极采取接纳外资参与的策略。这一举措促进了各国银行体系的重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一、外资参与东南亚四国银行重组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外资银行开始相继进军东南亚市场,纷纷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不过,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在当地的投资经营仍有不少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四国加快了银行的重组与改革,并把吸引外资参与本国银行业重组作为一个战略性措施。目前外…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编者的话CSSCI

拉丁美洲是发展中世界开始现代化进程较早的地区之一。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对外开放,拉美社会所经历的发展历程、形成的演变规律和特征、产生的治理难题和挑战以及积累的经验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随着中拉关系迈入整体合作的新阶段,双方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交往日益密切,社会治理已成为一项兼具治国理政、经贸合作、文化互通、民众认知等跨界意义的重要议题。本期“拉美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专题从可治理性、司法改革、执政党能力建设、社会结构变迁和冲突、社会安全等不同视角对拉美地区相关国家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作出归纳和分析。     

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途径。它超越了以往的国家治理及国际治理模式,是一套全新、更有效的管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制度。构建能够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是进行全球治理的关键和前提。     

东南亚四国银行重组中的外资参与

近年来,东南亚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加快了银行体系的重组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积极采取接纳外资参与的策略。它促进了各国银行体系的重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一、外资参与东南亚四国银行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外资银行开始相继进军东南亚市场,它们纷纷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不过,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在当地的投资经营仍有不少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四国加快了银行的重组与改革,并把吸引外资参与本国银行业重组作为一个战略性措施。目前外资参与东…     

冲突后国家警察改革与民众安全治理 ——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视角

武装冲突刚刚结束后的国家容易出现安全缺口，普通民众依然面临着诸多安全威胁，主要有前战斗人员和缺乏管控的武器、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与选举相关的暴力及针对妇女儿童的犯罪等。此时，国家尚缺乏有效的国内治安治理机制和能力，警察机构亟须改革乃至重建。当今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注重协助冲突后国家警察部门的改革与能力建设。改革应力求标本兼治，既缓解冲突后民众安全需求的燃眉之急，又注重警察部门中、长期的机构建设和发展。改革应以民众的安全为首要目标，重点是警察民主警务观念及技能的培养、组织架构及管理机制的建立，尤其是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与有效执行。此外，还应注意本土化问题。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如当地警力资源的匮乏、警察的公共形象差、民众的弱势地位、国际援助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该文亦对增强冲突后国家警察队伍能力建设及民众保护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试论新时期中国外交治理能力的提升

正外交治理能力是指一国以国力为依托,运用各种手段保护、实现国家利益及改造国际环境的意志、能力、过程及效果。本文从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入手,以中国海外中资机构及中国公民保护为例来论证中国外交治理能力所面临的挑战、转型压力及提升路径。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及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面对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中国必须促进外交治理能力的转型并不断提高自身的外交治理能力,即推动外交治理能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印度东北部民族问题的政府治理及其启示

印度是一个宗教、种族和语言构成差异性极强的国家,印度东北部地区族群问题是印度民族问题复杂性和国家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缩影。在从族群认同向公民认同的过程之中,政府治理是关键的中间媒介,是一种身份转化的无形力量。印度联邦政府在民主框架下对东北部地区族群问题采取的政府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提供了借鉴意义。同时,治理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和偏颇也值得总结经验教训。     

拉美国家的司法制度研究

本文首先对拉美国家的法律渊源和司法传统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拉美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传统不仅受到欧洲大陆法系的重要影响,还吸收借鉴了前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当前拉美大陆主要国家的司法传统属于大陆法系,尤其是法国民法典对拉美主要国家司法传统的影响比较显著,美国宪法和西班牙宪法对拉美国家的政权组织和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加勒比地区的非西班牙语国家则主要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拉美国家独立以前形成的等级法律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司法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原则包括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等,主要的司法机构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此外,陪审制度也是拉美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