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CSSCI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与治理能力建设

司法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过程。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改革对民主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创建司法委员会、改革法官任期和任免程序、设立宪法法院、增加司法机构预算等都是为了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争端解决替代机制的发展、设立新的法院和派出法庭等措施增加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实现正义的途径;改革刑事司法程序和法律一体化既可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吸引外资。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对国家治理体系适应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的经济形势和改善投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这就使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从口岸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进而使国门安全表现出跨国公共产品的属性。各国的国门安全相互依存,国门安全治理日益呈现跨越国家边界、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边界的跨界性,不断提出国内和国际跨域治理的双重需求。然而,当下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着“碎片化”困境,体现为治理部门分散化、政策措施割裂化、政策执行差别化和国家间合作机制扩散拥堵等特点。因此,治理国门安全,应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际层面由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国内层面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以实现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和精准化治理。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019年,贸易战激化,科技战显性化,大国博弈明显升温,一连串的国家动荡频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全球治理步履维艰,现行国际秩序受到损伤,让我们深刻领会到了什么叫"乱象丛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似乎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要有力地应对全球安全风险挑战,有赖于世界各国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退群"、毁约;有赖于相关各国以和平的方式,建设性地处理和化解地区冲突与矛盾,而不是以威胁、制裁甚至武力相向;有赖于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管控彼此之间的分歧,聚焦合作,而不是脱钩、对抗。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思想.制度.工具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决定着空间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对空间"生产力"——空间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冷战时期,美苏的空间技术作为核威慑战略的附属物,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双方均害怕对方在某些技术优势方面取得突破,也不希望空间技术在更大的国家范围扩散。由此,在安全互动实践中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以初步发展。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安全互动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失衡。由于美国的反对,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完善踟蹰不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出,外层空间安全互动过程同样是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支配和制约的。空间技术的全球化本质不仅预示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且启迪着现实努力的理论逻辑。针对冷战后外层空间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应大力增强自身空间实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国际努力,同时要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的制定。还要通过外层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的建构,积极探索外层空间共存共生、合作共赢的开发利用方式,最终实现外层空间的战略安全与外层空间包容、普惠、和谐的发展。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在要么笼统抽象地谈论国家安全,要么只是关注国家安全的某一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涉及问题的系统性讨论不多,即使那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厘清“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路径。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家安全要有总体安全思维,从总体安全的角度全面审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应对。因此,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至少应遵循总体、全面、兼顾、适度、平衡、顺势与合作等原则。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随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是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大历史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基础上，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统筹发展与安全，明确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安全领域中的具体展开。全面分析中国国家安全的理论基础、战略框架和治理体系，有助于深刻理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