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法学研究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法学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科技法学教学与研究机构之一。该研究室是在我校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基础上建立的，意在整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厚的科技资源，实现科技法学与科技发展的密切结合，打造跨学科、高层次、国际化的科技法学研究平台。研究方向包括高科技法、科技创新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技术转移法律制度、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等。     

英国大学的技术转移及知识产权管理

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及其科研成果在一国的技术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科研成果的管理及转移,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提高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各国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与负责该大学科研立项及技术转移的校属研究与创新公司(ERI-EdinburghResearchandInnovation)进行了多次密切的接触,对英国大学的知识产权及科技管理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现将该校的技术转移及知识产权管理的情况介绍出来,管中窥豹,希望给     

面向新世纪的知识产权法及其发展

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产权及其法律保护制度已为世人所关注。知识经济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出了建立激励机制、信息公开、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加强协调保护等新要求。同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又呈现出与科技创新政策结合、扩大保护范围、与国际统一规则协调、加大保护力度等新的国际化趋势。     

论构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思路——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为导向

我国已经进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时代。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科技创新体系应当顺应时代要求，构建起以知识产权制度原理为基础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区分标准，实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区别对待、分类推进、注重转化的科技创新体系政策体系。     

国外知识产权战略政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源于欧洲,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导致了不同的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亚洲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各国知识产权促进战略的采取。不论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经验,还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等后起之秀卓有成效的知识产权促进政策,都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又快又好的进行,我国应当采取创新型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试论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定位——创新

价值已成为划分法律部门的内在尺度和标准之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创新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价值追求。本文从知识产权制度最显著的功能、法律价值渊源以及创新、科技发展对人类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的影响等方面论证了“创新”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主导性价值。对知识产权法价值的清楚认识有助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解释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环节出现的新问题。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理清的关系之一,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政策促进科技创新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各国实践表明,知识产权政策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积极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选择。     

首届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科技法学奖获奖人巡礼 优秀人才奖

何敏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1990年开始从事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领域涉及民商法、知识产权法和科技法等方面。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985“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创新基地项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法律环境研究”、国家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我国科技法律法规实施效果评价体系研究”和“政府投入科技威果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以及欧盟合作研究项目“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科技政策与科技法律的变易及影响因素研究”等12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过程与时代使命。知识产权法的创新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制度创新与所追求的知识创新两个方面。知识产权法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即为科技、文化创新与法律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历史。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是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也是自身不断创新的制度。现代知识产权法存在可能发生的"制度风险",影响或制约着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具有"政治企业家"的角色担当,作为创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应在知识产权法的主体意识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以及社会运行层面作出理性反思和积极应对。     

中国电信与新闻出版总署合推数字出版

为了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落实知识产权战略,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提高科技创新层次,保护科技创新成果,促进知识产权转移和运用,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知识产权保障,经深入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Discharge of the Labor Contract

劳动合同解除是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行政法学“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试图研究其在劳动合同解除中的应用可能性与具体机制,以期为完善我国劳动合同解除制度提出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