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十恶”罪刑研究

在我国古代法律的代表作《永徽律》中，十恶、八议和其他一些规定，一向被视为我国古代刑法特点和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其中源于西汉、形成于北齐、完备于隋唐的十恶之目，更是说明了古代刑法的打击重点，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它甚至可以使八议、故意过失的区分、同居相为隐、自首减免等根本原则失灵或无效。关于十恶的起源和具体内容，已见不少论述，本文只就《唐律》对“十恶”罪条和刑罚的规定谈一些看法。由于《律疏》具有和《唐律》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文所据材料自然及于《唐律流议》。上篇十恶之罪条《唐律疏议》云：“五刑之中，…     

“于一家频盗及一时而盗数家”的古代立法及其现代启示

唐律在“窃盗”条的疏文中规定“其有于一家频盗及一时而盗数家者，并累而倍论”，古代自此始有“于一家频盗”和“一时而盗数家”这种犯罪形态和计赃规则的专门立法，元律和明清律对此予以变更，并在计赃上“以一主为重”。相比之下，唐律“累而倍论”的计赃规则公平合理。这种形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古代窃盗立法的“于一家频盗”和“一时而盗数家”形态的提出以及立法处置，对我们研究现代相关犯罪同样情形的形态认定和法律适用具有启发意义。     

试述唐律中儒家“礼有等差”思想的主要表现

唐律作为我国现存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古代成文法典，体现了中华法系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其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也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的最高峰。“一准乎礼”是对这种唐律与礼教结合的高度概括，而“礼有等差”又是其中的核心特征。“礼有等差”思想在唐律中主要表现为对于君权、官权、父权、夫权以及主、良权的维护和保障。     

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

中国古代王朝的教化传播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以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分析，它具有持久性、广泛性、渗透性及全员性等特点。就拉斯韦尔提出的“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传播功能而论，古代王朝教化传播所承担的功能与之相当，但中国古代以教化为中心特征的教育远非拉斯韦尔的表述那么简单，古代教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传播力，在教化传播过程中，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象征，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与伊尼斯“媒介偏向论”所持观点正相吻合。     

论《唐律》中的“出入人罪”

司法人员的审判工作在古代和现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着人民的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唐律》是我国古代影响很大的一部法律,其中对司法官员的审判活动作了若干规定。通过对其中有关“出入人罪”方面的规定作一点介绍并进行简要评价,可以对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一些建议。     

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

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王娆余辉＊法律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同时代、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以不同的价值取向，对诸多法律问题给以理解、注释和回答，构成了丰富的法律思想文化。本文试从法律思想入手，对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     

中国古代教化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中国古代教化主要思想表现在：追求个体和整体两个方面的教化目标，即理想人格、化民成俗；德礼教化为本、刑法教化为辅等多种教化并举；以文化人、教而化之；谨庠序之教，即学校教育是最重要的教化载体；社会教化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强调先富后教。古代教化实践的基本经验体现在：建构教化体制和网络；通过多种手段掌握教化的主导权；运用多种制度支撑教化；重视示范作用。中国古代教化的思想与经验对今天的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法家“法治”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代各学派为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其中，法家“法治”理论自成体系，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现成的治国思想指导。文章通过客观认识法家“法治”理论的内容，考察其在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挖掘其对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化可借鉴的合理成分。     

唐律中的“大智谋”——恤民用民恤己的政治策略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代表性法典，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统治者依法治国经验教训的体现，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最完整而又最丰富生动的法律典籍。而这样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不仅仅是法典之中的典范，更加刻意透过法典看到唐代统治者的政治谋略和治国之道。民，既包括特权民（皇帝以下的亲贵、官员等有职位者）又包括普通民（人民大众）。而对于这两类民众，在唐律中又通过种种制度加以抚恤、爱戴进而最终达到加固统治根基，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文章欲从《唐律疏议》中挖掘出统治者对这两类民的不同法律倾，浅谈当朝统治者恤民、用民框架下恤己的“大智谋”。     

《唐律疏议》“化外人”辨析

在许多著名学者看来,唐律“化外人相犯”条规定的“化外人”无疑指的是“外国人”;但是也有学者从文化标准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化外人”指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笔者通过对唐律“化外人相犯”条的规定及该条的“疏议”进行分析,结合史实,认为唐律制定本条的立法者尽管以文化的观念来界定化外人,但可能导致了具体案件法律操作的困难,因此不得不通过“疏议”进行解释,但是“疏议”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文化的标准。因此,本文认为,以现代人的思维看,《唐律疏议》所言的“化外人”实际上包括了“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而今天学者们之所以产生如此歧异的观点,背后的原因恰恰是我们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陷入一种“时代错误”之中。     

古代中国思想文化政策的缺陷及其启示

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政策宣扬“天命”论，灌输臣民意识，确立和维护不平等的制度，控制和压抑人们的思想文化自由，贯彻愚民意图，重教化而轻技艺，这些缺陷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要促进我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应当吸取古代中国思想文化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确立合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文化政策。     

《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正当防卫之规定比较

《唐律》代表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准。《唐律》中的正当防卫可以分为夜间防卫、防卫自身和防卫父祖。在立法体例方面,《唐律》在分则中的个别条款中规定正当防卫,而现行刑法在总则中规定正当防卫。在成立条件方面和法律效果方面,《唐律》和现行刑法虽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但总体而言两者相去甚远。研究《唐律》中的正当防卫,比较其与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异同,对于当今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浅论管子的“顺”民思想及当代价值

管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管子的“顺”民思想既系统而又有特色。中国古代许多论者立论的基点是力求民“顺”统治者，而管子的基点则是统治者“顺”民。管子的“顺”民思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理论超前性，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以乐治国”思想沿革脉络探

音乐是人类的圣物。爱乐几乎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在古代社会能挖掘出音乐治国安民功能者唯古中国而已。儒家治国靠两大支柱:礼与乐。“礼主异,乐主和”。“异”易致乱,“和”则可止乱。故“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等级制,“和”则是目的。有异有和,正所谓“和而不同”。和则国治,和则民安。世界其他古国如古希腊,也曾给予音乐以崇高地位。毕达哥拉斯认为,天体运动形成了美妙的音乐,整个宇宙是一个结构和谐与发出乐声的物体。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音乐具有三种功能:教育、净化心灵、精神享受。但是,古代西方仅认识到音乐的神奇,只发现了音乐的教育、净化心灵及精神享受功能,并未意识到音乐尚有强大的治国功能。古代西方从未将音乐与法(尤其是国家根本大法)并列起来。只有古代中国将音乐与国家根本大法并列,并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最佳工具。这种以乐为法,以乐治国的思想为古代中国所独有。将这种思想挖掘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社会所用,当有重要价值。本文旨在勾勒出中国古代以乐治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伦理价值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提出的治国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化的产物。“德治”思想重视君主和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注重对人民的道德教化;主张以德选官、实施仁政。批判地继承传统“德治”思想,挖掘其现代伦理价值,对我们落实“十六大”报告精神,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论法律发展的最佳样式──“混合法”

世界各国的法律,就外部形式来看,可以分为成文法和判例法。而事实上,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早在中国两千年前的西汉王朝即已存在,在当今世界各国亦呈发展趋势。“混合法”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具有单一成文法或判例法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混合法”的法律样式代表着世界法律发展的未来,我国法律现代化也应采取“混合法”样式。一、成文法和判例法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的混AD成文法在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这是共识;但是,判例法在我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亦…     

唐律之血亲规范与现代刑法关系研究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行刑法与唐律疏议在时间上相差千年之久,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渊源关系.从血亲规范角度比较二者,现行刑法与唐律血亲规范一脉相承,唐律血亲规范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对我国现代刑法的深远意义.     

历史中国的社会与法律面相——读《中国文化要义》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别从伦理角度和法律角度对传统中国的伦理形态、行为规范和精神特征作了深刻而精要的阐释,是人们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逻辑的重要著述之一。相对而言,梁漱溟的“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比较社会史的色彩,瞿同祖的“法制”则可归入一种相对微观的法律功能主义的叙事,无论是“纳国家于伦理,以教化代政治”,还是“法从礼出、以礼入法”,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所共同维护的统治秩序及其原理,从政治学上说,它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国家演进之路和反思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变的有益的特殊视角。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和谐社会”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集中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大同思想传承了古代儒家社会理想，体现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康有为等前人“大同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发展，是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今天的延续和升华。     

从“道德教化”论看法律及其作用

“道德教化”论的基本观点和趋向是忽视法律及其作用。道德具有能够相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粹性、崇高性和圣洁性 ,但也具有流动性、易变性和不可控性等缺陷。对主体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来说 ,法律因其相对稳定性、一般性、普遍适用性和拥有国家强制力的可靠保证而使其力量和作用更加强大和突出。我们需要注重包括道德教化在内的道德建设 ,但必须警惕“泛道德主义”倾向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