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行为认定的司法裁判逻辑研究

职务行为认定,既是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判定具体民事行为是属于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所适用的司法裁判逻辑的基础,也是判断行为人的法律效果是否归属于法人的裁判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习惯性地将其纳入"争议焦点",在"本院认为"的说理部分对职务行为予以概念化提炼。职务行为是组织行为,其兼具职业性、灵活性等特征,如在交易领域中,以外观主义维护职务外观信赖,配置法人对职务外观表征的组织管控义务。运用"执行职务"的引致功能,可有效地贯彻《民法典》编撰中关于民商合一的理念,有效地整合法人内外部法律关系,将《民法典》中代理章节中的"执行工作任务"与法人章节有效衔接,从而有效实现司法裁判逻辑与立法逻辑的融合。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刑事保护视域下“复制”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涉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的司法认定中，“复制”行为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从法教义学分析，涉计算机软件的“复制”意涵理解与界定有其独特性。尽管现行立法没有规定“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其却成为认定“复制”行为的普遍遵循。因难以取得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司法机关对“接触”的判定多适用推定规则，但应区别于民事案件且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实质性相似”的认定缺乏统一裁判标准。“实质性相似”不限于计算机软件的整体比对，相似的比例应否具有刑事追诉门槛存在争议。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统一“复制”行为司法认定的裁判尺度，加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刑事保护。     

数据爬取行为的司法治理：裁判模式、治理困境与完善路径——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分析

数据爬取行为是大数据时代下的产物，主要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数据资源，它为市场经营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违法的可能性。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对数据爬取行为的司法治理因法律规制的空缺陷入多重困境，本文通过对案例的分析阐明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认定数据爬取行为的标准不明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分析不全面、司法裁判思路单一等问题，以数据爬取行为不正当性为切入点，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提出细化数据爬取行为的认定标准、全面分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优化司法裁判思路等有针对性的解决途径。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内违法的问题

依据现行刑法第８６ 条第３ 款规定，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违法后，应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将其收监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假释犯“违反规定的行为”标准的认定问题；其二， 假释犯收监执行的执行主体问题； 其三，执行机关对法院裁定执行不力的问题     

行政裁判中法院援用宪法说理实证分析

法院如何援用宪法说理的研究，虽是旧调重弹，但只要法院援用宪法说理的实践存续，该项研究即有价值和意义，其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援宪说理并推动宪法实施、助推合宪性审查的作用不可忽略。对现有行政裁判文书中援用宪法说理的案例进行分析，无论是作为补强裁判文书说理、弥补法律漏洞、加强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控制之目的，还是以概括型或精确型援用、理解性或非理解性援用、复合型或单一式援用等方式，能从中窥见我国行政裁判中援用宪法说理实践存在的援用条件标准不统一、援用宪法说理论证不充分等问题。因而，合宪性理解方法恰能为法院援用宪法说理论证不充分之困境提供解决路径。再者统一援用宪法规则，提供给法院援宪说理规范，并能激励法院在援宪说理上释放出更多的活力，以此加强宪法学与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互动。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民法典》违约方司法解除条款之争议问题探讨

自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新宇公司案”以来，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在承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基础上，以增设第二款的形式将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予以法律化。但是，这一制度设计在制度正当性、权利性质及司法适用方面面临着争议，需要业界予以回应。合同僵局下，违约方享有申请司法机关解除合同的程序性权利，司法解除条款的正当性来源于对公平正义价值的遵循及社会资源有效利用的考量。因金钱债务同样可能陷入合同僵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的扩张适用具有正当性。违约方司法解除对应诉讼类型为变更之诉，故宜将裁判生效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合同司法解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但损害赔偿的范围仍需进行个案审慎认定。     

劳动规章效力认定：合意控制到内容控制的流变

劳动规章事关企业自治的实现与劳动者权益保障，故其制定与适用对于劳动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当下，劳动规章效力在立法规定中存有模糊性，在学理上对其定性存在分歧，反映到司法中即表现为劳动规章效力认定的裁判立场也未达成共识。通过对裁判文书的编码分析，发现劳动规章效力认定中合意程序控制流于形式，在合法性基础上通过内容合理性判断劳动规章效力成为实践共识，具体衍生出严格审查与审查企业内部管理状况两项标准。但审查缺乏对何谓“合理”的充分说理与论证，且未能充分实现立法所强调的企业合意自治、衡平劳资地位关系的意图。     

间接正犯的实务厘清与限缩适用

间接正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不当认定导致了对构成要件要素的错误理解、对罪名的错误认定、过度压缩共犯成立空间等问题。间接正犯的认定不仅需要较高程度的规范判断，而且其正犯性根据也存在诸多疑问，因此应当限缩间接正犯的范围。一方面，应当确立直接正犯的优先地位，灵活解释实行行为和正确认定犯罪对象、既遂标准。另一方面，应当合理运用共犯原理分解当前间接正犯的司法适用。在利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者的行为、利用他人缺乏故意的行为等场合，应当优先认定成立共犯。在间接正犯范围的确定上，应当采取类型化的解释方法。只有在特定的、符合类型的情况下，才能运用间接正犯的理论解决问题。     

习惯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

司法裁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习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含有"习惯"及其相关词语的裁判文书进行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现有司法裁判中,法官们并不拒绝运用习惯。在司法裁判当中,有将习惯作为事实的,也有以习惯来证成事实的,还有将习惯作为行为的规范标准的。同时,在裁判理由当中,习惯的运用广泛存在。在此基础上,反思了习惯的司法认定,习惯为何难以被使用为裁判依据以及习惯运用的法律方法问题。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论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规则与技术

在审判活动中，追求案件客观事实一直是各国司法制度和审判实践的共同追求。但由于案件事实的事过境迁、事实探知成本制约、司法有限理性等因素，司法过程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必然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灰色状态。当遇见证据无法还原案件事实真相时，由于历史无法倒流回复。裁判者也无法实现时空穿越，面对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法官如何裁判则成为了司法实务中必须探讨与正视的话题。对于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司法裁判问题，虽然理论界与实务派对此早已开展研究，但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关于事实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仍然存在困惑，仍有I必要对此进行再探讨。本文通过从改良事实认定模式入手、谨慎适用证明责任、认真对待经验法则、考量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入手，构建良性互动的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裁判规则，让司法裁判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公众认同。     

司法裁判视野下的原因自由行为——基于49份案例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49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冲突,其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不同,其二,我国法律规定与实践中不相适应,其三,理论中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分类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不同。实践和理论的不一致是因为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依据在我国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出现学术争鸣不断,实践中裁判各不相同。原因自由行为其不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规范,统一司法实践中对原因自由行为的量刑考虑。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数据爬取行为的裁判路径与完善

当代数据要素的高价值性使得数据爬取行为逐渐普遍。公开商业数据的非独占性、平台数据权属的复杂性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条款规定的模糊性,都使得司法实践中对数据爬取案件的裁判具有一定的困难,不少司法裁判权益侵权的裁判逻辑更与市场竞争中性原则相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规范一般性条款中商业道德的认定标准、明确数据爬取行为的性质及正当性的评判基准、优化侵权认定裁判思路与规制范式等方式,能够更好地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爬取纠纷案的适用效率,提升裁判的准确性,维护好数据要素的市场竞争秩序。     

“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行政诉讼研究——基于134份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

"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在行政诉讼中存在较多新的表现形式。"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诉讼现状表现为对于是否构成"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法院的审查和认定标准不一致,人民法院适用撤销判决还是变更判决标准不一致,人民法院进行变更的原因多样,与"法律适用错误"存在竞合,变更判决与其他判决同时适用等。"行政处罚明显不当"行政诉讼存在的问题是案件事实主要证据不足时判决变更,错误认定"违法所得",运用新出现的事实对原行政行为进行裁判,不符合"明显"标准时人民法院过度行使变更权,作出或不作出变更时判决说理不充分等。     

妨害公务行为定性之探究——兼论《刑法》第277条的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若干妨害公务行为在刑法认定上存在争议,因此应对《刑法》第277条进行修改完善。应将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客体中人的要素界定为“正在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方式不应限于暴力、威胁,应增加“其他方法”的行为方式,应调整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以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行政裁判执行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对《行政诉讼法》第65条的修改建议

生效行政裁判应当得到执行，但如何执行、以何种名义执行却仍值得探讨。现行行政裁判执行制度未能充分注意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忽视了行政诉讼司法复审的性质，未能兼顾不同行政裁判的不同属性，而是简单地参照民事裁判的执行模式，造成了部分案件难以有效执行。文章在厘清了几个相关问题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择方案并对《行政诉讼法》第65条提出了修改意见。     

对民事无因法律行为的几点思考

传统民法将民事法律行为分为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 ,其意义在于突出无因行为的无因属性。无因行为不受原因行为效力的影响 ,纵使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仍然产生法律效果。但是要探究无因行为的法律涵义 ,须明确“无因行为”之“因”的内容范围及其内在区别 ,此为建立无因行为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结合物权行为和票据行为两种典型的无因行为 ,并从一般至特殊的角度重新审视无因行为理论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立法工作及司法实践均具现实意义。     

刑法中“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对犯罪工具的没收限定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但我国《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性质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论,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不统一.通过对各理论观点的梳理,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探讨“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本质内涵,重新构建认定标准,解决“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在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