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法对权利与利益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武器。“传统上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客体仅为绝对权。现今已扩张至将相对权以及权利外利益包括在内。虽在保护客体上主要国家取得了一致,但在对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程度上,世界范围内却有两种相对的立法例：差别保护立法例与平等保护立法例,从侵权行为法中的价值衡量出发。对比两种立法例可知平等保护立法例较之差别保护立法例更为可取。     

高考志愿被篡改的民事救济

我国连续出现的篡改他人高考志愿事件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受教育权益与人格发展自由,是对被篡改人人格利益的严重侵害,有必要通过民事手段为受害人提供救济。在理论上,对被篡改人的民事救济可通过"一般人格权"或"民事法益"的路径予以实现,但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性权利",不仅在我国现行法中存在空白,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具体适用的难度。而"民事法益"的救济路径则刚好契合了我国民事立法对法外利益保护谨慎但不失弹性的要求。因此,通过侵害法益的特别构成要件设计,利用《侵权责任法》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损害赔偿、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可以较好地实现对被篡改者人格利益损失的补偿。     

从公民环境权保护的视角看环境司法

环境司法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最后防线和有力屏障。然而纵观我国的环境司法现状,由于存在环境实体法的不完善、环境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以及环境案件执行救济方面的不足等突出问题,司法在公民环境权的保护上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应当加快完善环境立法、健全诉讼机制以及不断完善环境案件执行救济体系,以促进环境司法功能的发挥,从而有效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     

论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基于部分法律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

《侵权责任法》文本规定以民事权益为保护对象,对于民事权益的解读应该尊重社会发展之现状,保持其开发性。民事权益与民事权利、利益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区分三种意义重大。将债权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符合立法目的,也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侵权责任法是一部限制自由与保护自由相制衡的法律,对于其保护对象应当作出限制基础上的扩张性解释,以达到对民事权益的最大化保护。     

环境公益损害救济请求权基础研究

自然资源是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双重载体,其分别是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客体。因此,损害自然资源的行为,既侵害了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也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对权益进行救济的前提是受侵害人所主张的救济请求须具备正当的请求权基础,即某种实体权利或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由于自然资源具有双重价值,因而主张对损害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救济时,必然会出现基于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物权与基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环境公共利益两种请求权基础并存的情况。由于两种请求权基础所保护的权利(利益)主体并不相同,前者为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后者为社会公众,故两种请求权基础并不会出现竞合。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得分别依照相应的请求权基础行使请求权,分别请求对因自然资源受损害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和环境公益损害予以救济。上述结论延伸至程序法中,前者应由物权受损的权利人提起旨在保护私益的民事诉讼,后者应由法律授权的公共利益代表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此外,国家政策文件提出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要求,以上述结论审视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属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救济手段,不应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为请求权基础构建相应的损害索赔制度,应将其完整纳入现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中,并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为请求权基础构建专门的国有自然资源损害索赔制度,由人民政府对国有自然资源受侵害后的经济价值损失行使索赔权。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利益结构问题探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着眼于国家的整体性。社会公共利益具有程序利益主体与实体利益主体相分离、受法律特别保护的特点。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在实质上具有交叉关系,但在我国法上二者却完全不同,国家利益优位。社会公共利益优位于侵权人的利益。受害人的利益优位于社会公共利益。优位利益的"代言人"应享有充分的程序性利益,但也应注重实质公平,并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应尊重和满足国家利益。有必要完善并严格执行诉前程序,以尽量避免"诉监合一"双重角色下的检察机关预设审判结果。有必要处理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民事私益诉讼之间的界限与衔接问题。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及重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提高诉讼效率,保证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维护国家和集体财产利益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随着民事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的不断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同时,由于我国在立法的规范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缺乏独立性,救济范围过于狭窄,造成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不足。因此,强化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救济程序的独立性,逐步实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分立,将成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趋势。     

论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

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对胎儿权利的保护并不充分，致使胎儿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不能寻求法律的救济。从罗马法以来，保护胎儿的权益一直是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生命体的保护上，我国的民事立法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欠缺。因此文章试从各国立法与实践的角度上，阐述对胎儿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期我国能尽快建立合理全面的胎儿民事权利保护制度。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研究

行政行为的复效性要求行政许可主体在行使许可权时要遵守"顾及原则",即在行政许可中,政府应以同等的态度对待许可受领人和许可利害关系人。事实上,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应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其因许可行为受到损害的利益关系人有权寻求法律保护,而对这一权益的保护应当纳入到行政法律的救济中。另外,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利益调整行为,在权益分配上应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充分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既得利益和可期待利益不受非法侵害。     

我国见义勇为立法问题探析

通过现实一些典型实例可以看到我国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保护和救济的迫切性。尤其在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的豁免权及加强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护与救济方面,我国需要进行明确立法,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事件的发生。     

试论消费者权益救济机制的重塑

美国现代法哲学家E·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过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创选与维护秩序，是法律产生和存在的基本价值，因此，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写进了立法宗旨，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成功加入WTO，消费者权益救济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性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消费者权益救济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迫切需要从立法、司法、行政、社会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迅速加以补救和完善。     

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选择

自助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一种形式,它具有保护利益的特定性、行为的法定性和公力补充性的特征;自助行为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市场经济信用秩序等方面的功能;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应该引入该制度,以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互联网环境下公民权益保护问题探析

互联网环境下的公民权益保护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难题。我国公民遭遇到的网络侵权问题日益突出,在公民权益保护领域,我国存在着立法后滞、监管不力、公民防范意识差与保护技能不足等问题。要切实保护我国公民互联网环境下的合法权益,应在加速立法、强化监管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努力。     

论侵权法保护之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一百○六条第二款的解释适用

权利与利益的关系之争,涉及到对权利概念内涵的理解。关于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财产＂,如果仅仅将之解释为财产权,那么只要行为人侵害的不是他人的财产权利,行为人就可以不受侵权法规制。因此,司法实践应与立法相一致,采取概括性规范模式,将财产权利与财产利益保护统一起来,且一并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的区分——兼及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建议

姓名权是最早被确立的人格权，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有着本质区别。姓名权是权利，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本质上仍属于法律上的利益。姓名是人身外之事物，为权利客体；也只有借助“权利”这个技术工具才能建立起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勾连。生命等人格利益是人之本身的必要要素，作为权利客体会造成主体与客体的混淆，而且不通过“权利”这个技术工具，也能实现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连结，并通过对“人本体的保护”而获得法律救济。姓名权具有自我决定姓名、使用姓名、变更姓名、请求他人以正确方式称呼自己等积极权能，以上积极权能决定了其必须在侵权法保护之外，独立构成一种权利。生命等人格利益并不具有积极权能，仅消极被动地受侵权法之救济，故其没有成立权利的必要。相反，若承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为权利，反而会为其添加有害的处分权能，从而带来贬损人格尊严的危险。以上反思，亦有益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之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消费行为有效性剖析

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了知情权、公平自愿以及权利的法定救济原则,并据此保护正常的消费秩序,体现了现代契约精神中的公平、自愿原则,促进了契约关系中各主体利益的平衡。但现实中,诸如公益诉讼主体责任落实难、社会诚信体系没有建立、消费环境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亟须进一步细化法律规定,加强执法监督,优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社会健康消费。     

妇女法律权益认知模型的建构与应用———基于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陕西省数据的对策性研究

由于传统观念、性别意识、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偏差,妇女法律权益的维护在实践中仍然很难落实.尽管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核心,我国亦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妇女权益法律保障体系,但法制的完备并不能等同于法治的昌明,徒法不足以自行,尤其对于妇女权益保障这一话题而言,司法体系和社会公众对于既有制度的认同和妇女法律权益的认知,从根本上决定了现有法律体系运转的效果.根据这一逻辑,本文构建了妇女法律权益认知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工具,以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陕西省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目前妇女法律权益维护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方案.     

农民工利益诉求保障机制的构建

农民工利益诉求保障机制的构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人本法律观指导下完善统一立法,落实政府对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各项政策,疏通和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司法保证对农民工利益缺失的救济等举措,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     

从利益平衡原则看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

知识产权法是以平衡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利益平衡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化是面对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和环境保护一体化需求下的"回应型"制度现代化。知识产权制度以利益平衡理论作为其生态化的指导思想,阐明"生态化"是对知识产权的环境限制的理论实质。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生态化的平衡机制,平衡环境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人私益的冲突,权衡环境权与知识产权的权利分配,最终实现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的重构和构建。     

从立法与制度角度分析警察权益保护

当代警察的实际生存状态日益严峻,人民警察尤其是基层警察的正当权益长期遭受侵害,甚至连公民的基本权益都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不仅影响到警察工作的积极性,更关系到国家执法的权威性,需要在立法与制度层面加强对警察个人权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