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案件性质与量刑的关系问题 答邱、郑二位同志

我看了”对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点滴意见”一文后(见“人民司法”第12期,作者邱文辉、郑树洪二同志),觉得作者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中对我们写的“在刑事案件中如何区分两类矛盾的意见”一文(见“人民司法”第9期)中关于案件性质与量刑的关系提出的意见,也是比较好的,给予我很大的启发与帮助,除了向邱、郑二同志表示谢意外,还想就案件性质与量刑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补充说明两点意见。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第一,关于如何看待案件性质与量刑上从严、从宽的关系问题。作为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来说,有两个方面,即:既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又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如果要研究这两个问题的全貌,必须注意到这两面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在审判案件中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所处理的刑民事案件检查来看,绝大部份是正确的,使审判工作既充分发挥了对敌斗争的作用,又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了积极因素。但也有些案件,对两类矛盾的区分也发生过混淆。现就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一点看法和体会。     

两类矛盾学说与社会主义法律适用原则

适用法律,定罪量刑,要不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要,这同“依法办事”又是什么关系,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不是相矛盾?这是一个涉及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问题。在法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而且各执一端,存论很久。我们本期发表王强华这篇文章,意在开展学术讨论,欢迎大家各抒己见,以期对所讨论的问题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定罪量刑不应区分两类矛盾

<正> 定罪量刑要不要区分两类矛盾?这是当前法学界正在讨论的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有的同志坚持定罪量刑必须区分两类矛盾的观点;有的同志已对这种提法作出了否定的结论,但理由不尽相同:或者认为刑法公布前定罪量刑区分两类矛盾是正确的,刑法公布后就没有必要再区分了,或者仅仅否定“人民内部矛盾犯罪”的提法,而在实     

对刘祖杰案件的矛盾性质的看法

近几期“人民司法”就刘祖杰放火杀人案件,展开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的讨论。我们想就此问题发表一点意见,首先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刘祖杰案件的性质。(一)阶级分析法要求把犯罪者的阶级出身、平时表现、思想作风等方面与其行为有机地结合考虑,但不要陷入“唯成分论”。在刑法理论上,当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阶级出身有联系时,决不能脱离它而机械地让犯罪构成,     

在司法工作中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司法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目前仍有争论。我们的意见认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致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来考虑: (一)以犯罪的性质来区分,如反革命、地富分子的破坏活动,杀人放火犯、强奸犯以及流氓集团等严重的犯罪行为,很明显的是敌我矛盾。因为     

经济犯罪定性量刑若干问题探讨

<正>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刑事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问題。一、如何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早在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就明确指示:"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一定要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划清     

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几点体会

在审判工作中如何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在执行审判政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许多同志在审判实践中都有一些体验和集累了一些经验,也遇到了一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界限的情况。监于这一问题和我们审判工作者正确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政策,提高办案质量有着重要关系,本刊从本期起特辟专栏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这儿发表的三篇文章仅是作为对问题的提出,望广大的读者根据自己工作中的体会,通过案例来阐明自已的观点和意见,踊跃的参加讨论吧!     

对杜盛元同志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标准”的一点意见

“人民司法”13期发表的杜盛元同志对“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标准”一文中,杜同志认为:张兴堂强奸案,顾大来杀人案是人民内部犯罪,不是敌我矛盾。理由是:“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根本的标准、界限就是根据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来决定”。我认为杜同志引用毛主席的这段指示作     

也谈实施刑法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办理刑事案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制定和施行以后，有些同志在讲课或撰写文章中，强调在实施刑法中要坚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     

检察机关如何量刑建议

近些年来．随着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量刑建议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要使这一制度更趋健全与合理，量刑意见的准确提出以及庭审中控辩双方对量刑意见的充分阐述是重要环节。量刑建议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应当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提出量刑意见，二是进行量刑辩论。以往公诉案件的审查侧重点集中在定罪和犯罪情节的认定，     

谢大全犯了故意杀人罪

准确地认定案件性质,是人民法院正确处理案件,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一环。学习刑法,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讨论,对加深理解刑法有关条款,以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与各种犯罪作斗争,对提高审判业务水平,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现对谢大全杀死王先定一案的性质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愿共同讨论。对谢案性质两种不同意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区分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界限。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的约束力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在一审法院根据量刑建议作出判决后又以量刑错误为由提出二审抗诉,这种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显著的发生概率小但负面后果大的“肥尾风险”特征。化解该类风险的关键在于确认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约束力,同时明确例外情形。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具有契约性,契约应当遵守原则要求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约束力;其次,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类二审抗诉具有救济功能,这种制度功能决定量刑类二审抗诉应受量刑建议的约束;最后,量刑建议的约束力问题内含众多冲突利益,利益平衡的合理性价值要求赋予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约束力。但是,根据任何人不能从不当行为获利的基本原则,在被追诉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量刑建议、不履行认罪认罚契约义务时,量刑建议对量刑类二审抗诉不具有约束力。     

漫谈国外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

一、国外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 (一)加拿大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 加拿大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庭的量刑聆讯阶段,二是辩诉交易。 1、在法庭的量刑聆讯阶段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在此阶段中,先由控方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规定,对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量刑意见,然后辩方也提出量刑意见,双方都必须阐明自己的理由,然后进行辩论。法官对被告人量刑时会充分考虑控辩     

检察机关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上级法院依照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是否正确?

编辑同志: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基层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此案经二审法院重新审理,认为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故做出了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此案“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     

与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问题之初探——以唐山市某基层检察院公诉办案实践为视角

2010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文件的实施，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刑事公诉案件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也分别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下称“省高法实施细则”）与《量刑实施细则（试行）》（下称“省检实施细则”）．为河北省检、法系统刑事办案人员开展量刑规范性化探索提供了具体依据。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个别法官以“量刑指导意见”为盾牌，     

美国死刑量刑制度的统一性与个别化的协调

在所有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量刑的统一性和个别化的冲突均无法避免,死刑量刑也不例外。本文通过对美国死刑量刑制度的分析,揭示出美国如何在死刑案件审理中通过对定罪量刑过程进行不同的界定,以实现对死刑使用的限制。反思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定罪和量刑阶段合二为一,严重影响了对死刑的公正适用。作者建议借鉴美国死刑量刑独特的制度设置,将死刑定罪和量刑阶段进行区分,并对如何适用死刑作严格的量刑论证。     

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现状、困境与展望

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从当前试行效果看,这一制度设计在实践中遇到一些困境。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发表量刑意见预留了足够空间。未来应区分＂被害人影响陈述＂与被害人的量刑意见,处理好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具体的制度设计。     

《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理解与适用

2009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规范了职务犯罪案件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问题。这是"两高"继2007年7月9日发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

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