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关系及其治理逻辑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两级组织由于制度性权力的弱化以及财政的困难,乡村关系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乡镇政权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直接或间接支配村级组织,税费改革前形成的事实上的乡村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由于乡村关系的不畅,对村庄治理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论乡镇政府行为选择的优化——以乡镇政府和乡村制度环境的互动为视角

中国的乡镇政府处于乡村制度环境之中,其行为选择是在一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下作出的。在乡镇政府和乡村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乡镇政府对乡村制度环境的影响较小,而受乡村制度环境的影响却很深。这说明乡镇政府的行为选择具有深刻的制度环境方面的根源。优化乡镇政府的行为选择必须从变革乡村制度环境入手。通过对县乡职能界定、县乡财政体制、乡镇政府绩效考核体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等的变革和完善,乡镇政府机会主义产生的诱因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从而促进乡镇政府行为选择的优化。     

试论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取向和完善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变革时期,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面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革命.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观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一个政权的兴衰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因为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行为对全社会起着示范作用,影响着全社会的道德风尚,而且社会的道德风尚与权力行使主体之间相互影响,互为拖动.所以,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对一个社会、一个政权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加强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建设,才能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对我国农村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我国农村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体制架构过多,机构臃肿;基层政府在经济管理中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体制改革滞后阻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应采取的对策包括:加快推进农村行政体制框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扎实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努力完善适应新形势的乡村治理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思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中国农村经济长期以来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意义重大。然而当下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营却面临体制不畅、人心不齐、基础不强的现实困境。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要顺应时代潮流和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主要从三个方面打造具有组织性、科学性、市场性和参与性特征的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的正确航向;深化涉农改革,焕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的无限活力;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的"领头雁"。     

中国农村建设:从乡村建设运动到农村社区创建的兴起

20世纪上半叶以来,我国的学界、政界和广大基层群众对农村现代化进程从理论、政策和实践等层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验.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国知识分子对改变中国农村社会,促进中国农村发展的有益尝试.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农村在农业基础社区的发展道路上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变革,包括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农村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并稳步发展.新世纪以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     

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农村基层的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为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提供根本性的制度资源和权威性的体制根基。利益转徙、权力转换改变农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变革的标志最终又体现在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上。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利益转徙是起因,权力转换是动力,权力结构变革是结果,治理模式转型是标志。因此,基于农村基层利益体系转徙的基本规律、权力空间转换的基本特征和模式转型的基本趋势,可以准确地把握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我国乡村治理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已经远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的需要,探索和研究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必须要完成的课题。对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传承进行梳理,结合三种政府形态的划分理论,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政村治、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立足现实,服务型政府体制下的乡村合治乃是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万能设计”制约乡镇政府转型

村民自治的实行和“税改费”的推开,为农村上层建筑变革提供了外部动力。但记者近日在河南、四川农村采访发现,由于乡镇政府职能不清、组织结构失衡、权力关系不顺,政府相应改革“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变革与调整

乡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带来农村社会整体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全面变迁,由此揭开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幕,这一社会背景和发展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在乡村民主政治的体制结构和农民日常的政治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其深深的变化印迹。市场化本身固有的能够推动社会主体的多元分化、利益需求的整合联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层别类等制度性特征,使得人们的行为和需求越来越关注利益。利益在市场化过程中受到重视,成为人们的行为动力,因此需要对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和保障机制进行制度性的调整和整体性的规范。农村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使得农民的民主思维、政治理念、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等等开始萌芽并逐步稳固化,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乡村社会具体的事务管理和政治运行当中去。面对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村的民主政治制度开始发生变革。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走向复合治理: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基于四川仪陇燎原村的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显著现象。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政治层面的自治组织、经济性组织、社群性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等类型。它们通过提供经济服务、技术支持、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形式,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民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村"两委"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村治的参与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良性互动,将引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变革,使之走向一种复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     

土地制度是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抓手和主旋律。改革仍是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要素的关键所在。要准确把握农村改革方向,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创新农业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强国梦,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胡锦涛权力伦理思想的深层解读

权力伦理就是以合理性为尺度对权力的使用和运行进行反思、批判、规范和引导,使权力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幸福,防止它给人类带来痛苦和不幸.关切、弘扬与实践权力伦理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优良品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人手中权力的目标指向、道德规范、价值尺度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与高屋建瓴的概括,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权力伦理思想.胡锦涛权力伦理思想体现在他本人的讲话、文章以及十六大以来党的重要决策文件和部署中,是对马克思主义权力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升华,具有极强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家在场与民族乡村秩序的变迁——以云南哀牢山罗鲁彝族村落为个案的研究

随着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国家在场的不断深入,罗鲁彝族乡村社会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革,乡村秩序格局出现了诸多深刻变化。严密的家族组织开始有所分化,村内权威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嬗变,新社会组织和新社会规范逐渐引入和建立。彝族乡村社会秩序正在出现的倾向于国家化、现代化、法治化的变革,将对彝族乡村的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深远影响。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探讨

传统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下,由于政事不分、管办不分,造成事业单位角色不明,效率低下,监督缺位等一系列问题."管办分离"改革的目的是将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发展为以契约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动式的社会治理.我国地方公共事业管办分离改革尚存在新设事业单位管理机构权力不明、组织之间激励不相容和体制环境制约等问题.为此,推动管办分离改革的有效措施是:明晰政府管理部门与代理主体的权力边界;推动管办分离的制度化建设;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创新体制环境.     

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因素及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新要求、新部署,是未来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纲要。巨大的城乡差距导致人才流失,乡村农业粗放式生产,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科教文卫滞后,农耕文化失根,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人居环境差。因此,要不断推进农村机制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促进资源、人力和资本向农村流动,建立科学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超越制度建构与秩序内生——和谐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传统中国乡村是干预程度较低的自我管理,秩序以内生为主.自清末以来国家权力日益深入乡村,但持续不断的变革切断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联系,国家权力的全面进入并没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基于我国乡村政治发展史的分析,目前,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制度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互动与协同.     

乡村债务清理问题研究

日益严重的乡村债务问题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事权与财力不对称、基层政权组织参与经济活动、不切实际地兴办公益事业等,因而清理乡村债务也应从多方面入手.主要包括:一是对乡村债务进行全面核实,分类清理;二是健全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三是积极探索新的偿债途径,有效化解现有债务;四是加强乡村财务管理,规范乡村收支行为;五是积极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减支来缓解债务压力;六是尝试发行乡村公债以部分解决乡村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