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     

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及其创新指向

我国的乡村治理状况不仅关系着广大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而且维系着国家经济与政治的整体发展,创新乡村治理体制对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在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合治"体制的学理构想并展望了此体制的构建路径。     

服务型政府: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服务型政府在我国已有十多年的建设历程,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将服务型政府与西方公共治理模式相提并论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建设实践。而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上均是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人民公社、"乡政村治"、"和谐新农村"等三次变迁。各时期乡村治理模式都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且对当时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尽管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是,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的法治化是可以预见的: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取向下的体制再造

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的内核是体制并轨。基本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是核心,着力基本公共服务广覆盖和多中心治理结构。户籍体制是关键,剥离户籍体制不合理待遇,加快城镇化建设。行政体制是保障,推动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和大部门体制。央地政府分工合作体制是根基,破解条块分割、财力与事权、公共服务工具壁垒。财政体制是基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央地转移支付和开放型财政体制。绩效评价体制是依托,重构绩效评价导向、主体、客体和手段。法律体制是支撑,整合和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立法进程。     

乡镇治理转型与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国乡镇治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镇治理以农业税费为财政基础,面向农民进行税费征收是乡镇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随着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化,这种以农业税费为财政基础的乡镇治理的弊端逐渐彰显;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为改革传统乡镇治理模式积累着条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则使这种变革成为必然;21世纪初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成为乡镇治理转型的转折点。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党和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确立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确立,决定了乡镇治理转型的方向是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程,其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乡镇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二是乡镇公共权威授权体制建设,三是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将决定着乡镇治理转型的成败与进程。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新型乡村软治理的逻辑理路、再造困境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乡村软治理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软治理可以以隐蔽的形式使政府的治理方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柔性疏导、协商民主、文化挖掘、乡贤治理等多种社会微领域的机制创新,依靠共同体的威信、信誉和舆论加以保障,改进乡村治理。乡村软治理自古有之,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基于历史—治理—文化视角,软治理正面临内外资源分化割裂、协商治理迟缓乏力、乡土文化衰败断层的再造困境。新型乡村治理的实践优化应从加强治理主体治道变革、创新“三治”融合机制、重建乡村文化体系三个方面实施,实现软权、软法、软术之治,以期实现村社善治。     

回声与超越: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和政府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思路逐步清晰。服务型政府打破了"全能主义"政府模式对一切事务的大包大揽,既遵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运作程式,也响应民主化思潮对政府工作的透明、高效、民主、法治以及积极吸纳公民参与的理念,并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尚未完全分化的情势下展拓的,其理论架构、构建程序和运行方式等,既关涉政治议题,又勾连社会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政府机构改革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但多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实,服务型政府在这两种态势下运行,必然脱离不了政治和行政的干系。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抑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形式和规模等方面推动着服务型政府的构造,而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表征的民主、法治、公正、公民参与等理念均彰显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光辉,从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体制改革起着倒逼作用。在全球化、民主化以及社会自治强度扩张的情势当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既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实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建设路径进行,也要处理好诸如服务型政府规模、结构以及与传统政府模式的关系。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放管服改革与政府数据治理

我国政府在放管服改革中运用数据治理方式,大大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服务型政府和高效政府已初步体现。但是传统体制、思维模式、基础设施、技术能力以及制度保障等已成为数据治理更好推广运用的阻滞因素,因此必须针对这些薄弱环节进行改革和完善,为实现数据治理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使放管服改革能借助现代科技顺利推进,早日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网络世界的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的选择——以南京市的调查为例

网络世界随着中国民主治理改革的深入发展,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公民意识觉醒,民主程度日益加深,加强网络世界合作治理和网络公共服务职能将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为此我国各地展开了网络世界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践探索。本文以南京市服务型政府治理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之实践现状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与居民的社区志愿参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应根据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治理特征和价值取向,针对我国网络世界地方服务型政府治理实践存在的问题,培育居民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网络世界居民社区志愿参与和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     

乡镇改革:历史困境与道路选择

乡镇改革先后经历了"社改乡"的"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减员增效下的"汲取型"与"服务型"乡镇和后税时代的多元模式,但不同时期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都存在着治理目标和具体实践效果相脱节的共同问题。而要改善乡镇体制使之适应农村建设的大局,就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改革的历史变迁,以探索新时期乡镇改革的出路。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优化“三社联动”机制问题探讨

在新常态背景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要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处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系统中,其作用之发挥,除了重视自身系统的联动外,还不能忽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出发,探寻"三社联动"与服务型政府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为指导,提出了改进优化"三社联动"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     

建设服务型政府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候,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思考:理念与文化的重塑、职能与结构的优化、运行机制法治化、管理与服务的创新、公共财政体制构建。同时,在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时候,也一定要具有相应的侧重点,这样才可以保证服务型政府的全面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