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现阶段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在公民中的普遍存在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民主政治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注意对其进行分阶段,有步骤的改革,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原则、思想意识等统领中国政治领域变革,同时注重政治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     

关于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

现阶段中国社会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以及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小农意识在公民中的普遍存在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当前民主政治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注意对其进行分阶段，有步骤的改革，用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原则、思想意识等统领中国政治领域变革，同时注重政治主体自身素质的提高。     

市民社会的建构与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种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由浅入深的发展道路。当今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要求政治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削弱、“软政权化”，以及社会公众在政治参与上的政治冷漠感。实现我国政治现代化，构建发达、健全的市民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依法治国

中国目前的依法治国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依法治国 ,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 ,这一时期的依法治国只能采用渐进的方式 ,谨防欲速则不达的法治浪漫主义 ;在依法治国的途径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先从国家政权体制外的基层组织的依法治理活动抓起 ,然后再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下到上逐层推进 ;在依法治国的动力方面 ,中国不存在一个“中产阶级” ,而是一个农业大国 ,因此 ,依法治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略论

“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有鉴于此,党的“十三大”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近期内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逐步实现我们的长远目标,在政治上创造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样,社会主义民主的政建设,就成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政法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试论我国法官的精英化

现代社会精英是在民主政治、知识理性和社会分工潮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 ,通过开放、流动的社会竞争机制形成的卓越阶层。现代法官群体属于现代社会精英的一部分 ,它在构筑经验正义 ,推进民主与法治 ,维护法律统一实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造就人文主义模式的精英法官群体是我国法官职业建设的目标 ,未来应通过保障宪法意义上的司法独立 ,改革法官选任制度 ,保持法官规模精当适度 ,以及防止法官异化等途径 ,推进法官精英化目标的实现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是主立国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二大”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创立了民主立国思想。主要包括民主建国论,代表式的民主体制和自治性的民主治理结构的构想,以及民主立国的原则与框架的创设等。这些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今天。它仍有重要的政治导向意义,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宝贵的思想资源。     

政治参与影响健康吗?——来自集体与个体层面的双重验证

政治参与对健康的作用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论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分别从集体和个体层面考察了二者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体层面上,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如基层选举、社区参与)对社区人口健康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对社区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这种负效应会因社区公共品供给增加的补偿机制而相应地减弱。个体层面上,体制内政治参与(如社区参与)有利于居民的自评健康,体制外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则不利于居民的心理健康,二者均通过"自我效能感"发挥中介作用。论文验证了政治参与的"心理赋权"作用,其"工具性"作用也得到了部分验证。在社会转型期,为了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应引导更多有实质性意义的体制内政治参与,减少体制外政治参与。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完善途径浅析

改革开放这三十几,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这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应得到相应的发展,以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因此,对民主的概念特征等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国情,找到更好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必由之路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仅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而且阐明了其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途径是实行依法治国。一、注设中国特色社会主则出别颁阳纺四格回的道路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2008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8年，是中国法治进程稳步推进和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闪现的一年。2008年的立法景观依然多姿多彩，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继续推进，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进一步扩大，已出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值得人们期待。此外，实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开展的监狱体制改革，以及此起彼伏的问责风暴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法治亮点。     

中国法治备忘录——2007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7年,是中国法治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交相辉映的一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明确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承运人迟延交付赔偿责任辨析

本文主要根据《海商法》,同时结合《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就承运人迟延交付赔偿责任构成的要件 ,责任范围 ,责任限制 ,及责任的免除等方面对海运承运人迟延交付法定见赔偿责任进行分析。     

溺死法医学鉴定的研究新进展

综述了近年来在硅藻检验、水中浮游生物叶绿素（A）检测、血液化学和组织化学检验等方面的最新文献报道,并对各种溺死检验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价：在硅藻检验中,硝酸乙醇法、破机罐法及微波消解法,可缩短检验时间,提高办案效率;酶消化法及PCR法硅藻检出率高,适用于可疑水样中硅藻密度低等情况。早期器官组织中浮游生物叶绿素（A）、血液和组织中其他生化指标,可作为鉴定溺死的重要参考。微量元素锶检测可用于鉴定海水中溺死。另外,硅藻及其他浮游生物遗传多态性片断PCR,可望成为新的、灵敏的溺死检测方法。     

德国表见证明理论在医疗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中的运用

医疗纠纷诉讼中医患双方处于"武器"不对等状态。因此,如何从诉讼上对此加以救济首当其冲。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证明责任倒置的角度加以平衡。然而此规定既与《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相左,又和他国立法经验有别。德国在医疗诉讼中所采用的表见证明理论可供我国未来立法所借鉴。     

数字虚拟切片技术在武汉市中心城区水域春季硅藻调查中的应用

目的建立武汉市中心城区水域春季的硅藻形态及相对构成比数据库。方法2012年3、4月期间,在武汉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湖泊、公园水域中共选取32个采水点并进行水样采集,利用数字虚拟切片工作站（OLYMPUS-DotSlide）采集图像,对硅藻进行种属鉴别和计数。结果共检见14种硅藻藻属,各水域所含硅藻种类及相对构成比有所差异。结论本研究结果提高了硅藻的阳性检出率、计数的准确率以及溺死诊断的效率,可为溺死案件中相应水域的硅藻比对提供基础检测平台,为溺死地点的推断提供依据。     

我国医疗损害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是整个医疗损害诉讼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各自承担哪些举证责任。我国医疗损害贡任举证规则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本文试图从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过错推定惰形、免责情形以及一些特殊的医疗侵权责任情形的角度,分析原被告双方在医疗损害诉讼中各自需要承担哪些举证责任,从而明确我国的医疗损害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以期达到公正客观解决医疗纠纷的日的。     

现代买卖法瑕疵概念的考察

现代买卖法之瑕疵担保责任规则应当将瑕疵概念作为出卖人责任的法律技术连结点,同时扩展瑕疵概念内涵,使其在性能协议的基础上,补充适用辅助性的兜底规则,以此将瑕疵安装、异类物交付和过少交付一并纳入到瑕疵概念之下。保留权利瑕疵的概念,但相应地适用物之瑕疵规则,以此实现法律效果方面的统一。无论物之瑕疵还是权利瑕疵,均统一地以危险移转为准据时点,也就是通常以交付为准据时点。     

Tensions in the Regulation of Abortion in Britai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abortion provision,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rovision of counselling before abortion. It discusses the way the Abortion Act 1967 constructs the woman seeking abor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icy about abortion counselling in the 1970s, and that policy's relationship to the assumptions about women underlying the statute. The ways in which policy has developed since 1977 are considered, and how policy and practice have come to view women seeking abortion in a way that contrast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m that emerges from the law. Thus, the article argues, given that the 1967 Act and other rules that regulate abortion provision seem to rest on contradictory assumptions, the law should be reformed in line with policy and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