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8年是中国法治进程稳步推进和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闪现的一年。2008年的立法景观依然多姿多彩，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继续推进，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进一步扩大，已出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织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梦想，值得人们期待。司法领域彰显了浓厚的亲民性、群众性，“司法”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贴近，“人民司法”的人民特色越来越浓厚。此外，实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开展的监狱体制改革，以及此起彼伏的问责风暴等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法治亮点。     

2012年中国法治进程回眸

2012年,是中国法治建设全面推进、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全面推进"这个词比较准确地概括了2012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首先,党的十八大报告奏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旋律,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法治方针。其次,立法领域,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亮点颇多,开启了民事诉讼的新纪元;司法领域,司法改革白皮书     

2010年中国法治亮点回眸

2010年是中国法治＂给力＂的一年,是法治进程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用＂给力＂这个流行词形容2010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也是恰如其分的。立法领域,＂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疑是值得大书特写的立法成就,中国的立法重心正在由以经济领域立法为重心到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民生立法驶入快车道。     

2013年中国法治大事记

2013年，是中国法治建设全面推进、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兼论增强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路径简

当前改革所面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突现了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需要把法治作为最适合最可靠最有效的理念和方式运用到改革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把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并作出具体部署，而且运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框架和各项任务、举措，通篇体现着法治精神，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发挥好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当前要重点在实现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结合、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等方面作出努力。     

2011年中国法治亮点回眸

2011年是中国法治“发力”的一年，是法治进程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用“发力”这个流行词形容2010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颇为恰如其分。立法领域，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刑法修正案（八）充分彰显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的修法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执法和司法领域，重拳出击酒驾醉驾行为，醉驾入刑成效显著，并且成为考量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考卷。     

监督法彰显时代法治意义

在历时20年的磨砺之后．备受瞩目的监督法终于出台了。作为中国第一部监督法，它注重发挥对法治的保障功能，突出强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尤其是注重监督的实效性、针对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体现出我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进步与成就，为今后推进人大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是人大工作的一部重要工具法．对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监督职权的具体化．对进一步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重要影响。监督法中的诸多亮点显现出监督对于国家法治发展的非凡意义。     

证据法治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首发式综述

法治的发展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实务和法学理论研究等多方面人士的关注和推进，证据法治的发展也不例外。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为推动证据法治发展，近期又推出一重要举措——张保生、常林主编的《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正式出版。2011年5月20日《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1978—2008）》和《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09...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福建的探索和实践——以福建省地方立法为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地方立法领域开展了近10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坚持党领导立法工作，坚持立法以民为本，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色，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等指导思想，通过系统的地方立法统筹推进了福建改革开放、社会民生、文化事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立法实践经验。这些立法理念和实践经验体现了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福建探索和实践的启示包括：以系统的法治思维探索深化改革，以求真务实的法治方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科学的法治理念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齐延平：法治中国建设与人权保障

自去年始，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展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这次改革的重大内容和最显著的主题。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标志着各个领域分头推进的法治建设阶段已经结束，基于顶层设计的整体推进的法治建设新阶段开始，也标志着国家“全方位一体化”的法治观形成。     

公法法治论——公、私法定位的反思

本文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为突破口 ,通过反思私法优位论之是非 ,提出法治社会应当树立公法优位的观点 ,因为公法与法治的理念与构造完全吻合 ,反映了立法法治和司法法治的需要 ,能够对权力与权利之间以及权力内部的关系加以最合理的定位 ,有助于培育社会主体的法治信念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

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在于：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融环境教育于生活世界之中

环境法治需要特定类型的文化作为根基，这种类型的文化特点是公泉有强烈的环境权利意识。能自觉遵守法律，并在环境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能够广泛地参与。只有公束参与，环境法律文化结构中的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才能和谐统一，环境法治才可以实现。公泉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大众化的环境教育，公泉认同是环境权的本原。法科大学生作为公粟内的一个群体，对其进行环境法学专业化教育要立足于公粟生活世界基础上。     

民法典时代的经济法体系构造——兼论《经济法通则》的结构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历时60余载,期间几经起落沉浮,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的“标本”。随着民法典的定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将进入国家治理的法典化时代。与此同时,与民事立法齐头并进的经济法也面临着对既有单行法体系化整合的任务,以解决“经济法是个筐,什么法都能装”的窘境。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法与经济法立法的演进轨迹看,民法的法典化之所以相对容易,是因为民法具有明显的法律移植属性,并存在可资借鉴的大陆法系成文民法典,而经济法的法典化纯粹是首创,其难度可想而知。民法典之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其他重要法律部门的法典化,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由之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短时间内难以成典,则可以采用逐步推进的方法,首要任务是从理论上完善经济法的体系结构,增强经济法体系结构的科学化、体系化和逻辑自洽性,使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等相互衔接、相互协调,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治体系。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立法与改革:以法律修改为重心的考察

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从"创法时代"迈向"修法时代"。1978—1993年,是中国改革启动及社会开始转折的艰难阶段,立法工作的重心放在对"政治屋顶"的修缮甚至重构上。1993—1998年,立法理念总体上注重与改革发展的决策相结合,市场经济法治化初现端倪。1998—2008年,法律创制步伐放缓,法律修改力度加大,市场经济法治化全面铺开。2008—2014年,立法进入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梳理与总结1978—2014年改革进程中法律修改的基本经验,分析立法工作重心逐步向法律修改转移的特点,有助于准确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立法与改革关系的规律,更好地观察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未来趋势。     

“法例之法”——香港《释义及通则条例》概览

本地订立的法例是香港新法例最主要的来源。法例是一套规管社会,并传达对公众有法律後果的政府政策决定的成文规则。随着香港社会迅速发展,本地法例的数量亦不免增加。这种现象在所有司法管辖区都很常见。有志于维护法治的立法者、法律草拟人员及社会人士一直都很关注应如何修撰数量日增的法例,使其既清晰准确,又容易理解。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中国的法治进程与公众参与——以网民参与法律事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为例

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化发展道路,即在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地完成社会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自身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公众的参与正在成为法治发展的动力。本文以时间为序,把中国的法治进程划分为初始起步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和平稳发展阶段,并以公众中极具代表性的网民群体作为分析范本,以当前网民参与法律事件为例,结合目前我国所处的法治阶段,分析了网民参与法律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以期进一步探讨中国法治进程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意义。     

文物返还国际诉讼中外国立法的承认与执行

在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诉讼中外国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由于受“外国公法不予承认和执行”传统思维的影响,一国的文物国家所有权立法或出口管制法一般很难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但外国公法原则和强行法理论的现代发展、典型的司法判决、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签订、文物市场国的实践都对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可喜的变化表明,没有理由从表面上排除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外国法规则,尤其当这些规则与保护文物的国内及国际立法与政策保持一致时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