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解析东盟共同体建设新思路

东盟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内容、建设目标、建设原则等作出了相关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东盟共同体建设独具特色,现有地区主义理论无法对此做出完满解释.东盟共同体建设之路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新型地区治理实验,它给地区一体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一体化再认识

冷战结束后,东盟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重心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合作和地区治理。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东盟合作习惯、合作机制和经济决策参与者的变化,这也成为影响东盟决策实践和效率的重要因素。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执行和实践效果来看,东盟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东盟国家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预期收益也持乐观态度。然而,在消除非关税障碍、技术工人自由流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由化等核心问题上,东盟经济共同体进展依然非常缓慢,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将很难实现。东盟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东盟经济共同体2015后议程,为不能按期实现的目标提供补充方案。这事实上再次证明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很大程度上只是东盟高度经济一体化的起点。     

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动力 ——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以内部—外部力量互动论、国家—地区利益互动论来解释东盟演进的动力.本文基于东盟历史文本的解读,提出安全—发展目标互动论,探究话语认同与东盟演进的关系,加深对东盟未来的利益诉求、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的认识.冷战时期,东盟为了维护国家和地区的生存与自主,在安全目标上以东南亚中立化力求战略自主、避免外来干涉,在安全手段上侧重和平解决争端,强调加强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和地区抗御力,故而安全成为东盟演进的主要动力.冷战后,东盟顺应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趋势,把地区发展作为组织演进的中心和动力,在政治安全层面强调以发展安全为主,在经济层面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在社会文化层面致力于维护民族特色、塑造地区共识.话语认同对于东盟的地区合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从安全到发展,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议程设置;从东盟到印太,话语认同影响东盟规范的扩展范围;从"选边站"到"东盟中心",话语认同影响东盟演进的路径选择.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话语认同在东盟未来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通过地区一体化实现安全共同体:一个分析的框架

安全共同体是一种理想的地区秩序,其建设对实现权力与国际关系的和平变化也有着重要意义。走向安全共同体的道路有多种,但我们认为,只有地区一体化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才能为安全共同体奠定坚实的、不可逆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基础。一方面,一体化可以从地区范围内的交流和互动、国家间的相互反应和个人的社会学习三个层面逐渐培养出导向安全共同体的制度、规范、认同和信任;另一方面,一体化可以相继推动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地区社会向地区安全共同体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地区大国的权力分享取向、地区主义和地区制度起着积极的作用,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必不可少。     

南海环境保护合作之路:欧洲的经验和启示

近两年来,在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良好态势,为中国和东盟构建功能性的区域海洋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鉴于环境合作的潜在高政治/安全属性,南海海洋合作应优先选择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以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促进区域层面的综合安全合作。比较欧洲北海—东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大海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实践,可以从中提炼出适合南海地区构建海洋环境合作的要素和模式,为中国与东盟在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约束力问题上的磋商拓宽思路,并且为构建机制化的长效区域海洋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以东盟学为先行示范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

东盟作为当代区域发展、全球变迁的重要行为体及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对象,属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畴;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具有战略前瞻和积淀丰厚的特征、理论创新和多元互动的潜力,可成为撬动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有效支点。作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先行试点,东盟学是以东盟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层次,基于交叉学科的逻辑和路径,依托东南亚研究的存量资源及多学科的既有优势构建的兼顾活态化、特色化和自主化的东盟学研究生态,形成交叉性、整体性和反身性互促的知识形态。东盟学的建设不但可回应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时代命题,还能在学、研、用的系统实践中推动完善全球知识体系,夯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智识基石,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与东盟的外交协调

东盟的外交协调受到东盟机制的有限性、东盟规范的约束力以及地区安全替代选择的制约.这表明,<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的出台并不能对东盟国家间的外交协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蓝图提出的新的合作领域有可能影响到东南亚国家在某些共同关切问题上的外交协调,从而形成不利于中国的集体立场,因此,中国理应对东盟这些新的合作领域给予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