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劳资性群体事件发生的特点及调处措施

目前企业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较多,参与者众,组织化程度高,暴力化倾向明显,影响越来越大。预防和应对劳资性群体事件的爆发,改革和完善调解机制是主要手段,积极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诉求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根本途径。     

预防和处置由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工作探略

由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最常见的一种紧急事件,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由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应遵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坚持预防为主,做到防患未然。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提升公权力公信力与防范群体性事件是正向关系

一、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的实质2008年9月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件,2005年上升为8.7万件,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不难理解,群体性事件并不是2008年才出现的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数起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事件如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出租车罢运事件、深圳对讲机砸人事件、东莞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却让这一年成为特殊的年份。瓮安及其它群体性事件暴露出:     

论非正常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以南平市浦城县为例

处置由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重要工作,其处置的成功与否事关社会稳定,坚持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强化信息的掌控、把握用警时机、依法公正处理、主动化解疏导、注重舆情引导等是防范、处置由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环节。     

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作用

在社会改革不断深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情况下,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如何预防、化解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识别和治理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具有规模性、对抗性、破坏性等特点,准确识别其要素和原因,对于其有效预防和规范治理意义重大。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由十项基本要素构成,其中六项指数构成关键要素,参与人数可以作为单独指数,也可以与另外五项关键要素进行加权衡量。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多重识别标准,而核心原因是利益冲突。新时代规范治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是规范利益分配、矫正利益冲突,从规范利益分配机制做到源头治理,到规范利益表达机制做到过程治理、再到规范利益风控机制做到风险预防。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回顾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之一。聚焦于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对既有学术作品回顾和反思,可以发现:在国家取向下,群体性事件意味着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不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怎样治理、治理成效、治理困境是研究的侧重点;在社会取向下,群体性事件则凸显社会力量不断成长,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行为特征、内在动机、行动逻辑、后果影响等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家治理与底层研究一直是群体性事件讨论中的两个重要视角。在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形成了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各具特色的研究。     

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防控初探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各种矛盾引发的高校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是影响校园稳定与社会和谐的一个不利因素。通过考察引起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提出解决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方法,以期有效地控制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保障学校工作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课题。     

群体性事件现场治理机制研究——以主体双方互动为分析维度

群体性事件发生初期,基于主体双方的互动分析构建群体性事件的现场治理机制是直接且有效的途径。群体性事件现场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重建群体性事件主体双方的信任结构,同时,对导火索事件和现场控制的重视以及引入第三方沟通平台也是现场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对合山市矿区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分析当前合山市矿区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正确认识矿农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处置矿农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做法。     

基于群体性事件的公安工作前置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关乎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形象,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治理能力。我国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和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理念,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新要求,公安工作前置便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有效手段。公安机关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通过社区服务前置、建立网络派出所、提供全天候、无差别服务、以及辖区单位建立治安联控网络等措施,就能较好地将公安工作前置付诸实践,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适时化解相关方面的矛盾,降低事件发生或恶化的概率。     

提高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一些地方呈现多发态势,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较大,加强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刻不容缓。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公众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权益的诉求引发,能否有效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影响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变。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该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诉求回应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有效回应公众环境利益诉求的能力。     

非正常死亡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之社会管理对策——以江苏连云港某县“2.14情人节事件”为例

近年来,在农村,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开放、人员大流动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带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难度与日俱增,各类非正常死亡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非正常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发有一定的心理原因,各种社会因素直接影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解决。因此,治理该类群体性事件应做到:必须畅通信息,及早稳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灵活处置,依法打击,主动应对,正确引导舆论,医院主体应规范管理、改进作风,从源头上减少不利因素。     

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治理的应对策略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为人们交流信息、传播舆情带来极大便捷。每个网民的即时发声、自由表达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大,网络民主监督的作用也日益突显;然而,互联网也随之带来了诸如网络炒作、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被利用从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本文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入手,指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地方政府治理的挑战,并分析挑战的成因,最后提出地方政府治理的应对策略。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能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社会空间、法律空间和自养空间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自身具有的作用,应该相应地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自身的内部治理。     

政治稳定理论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我国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治理视角。从治理层面而言，政府治理无疑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因此，如何实现政治系统的自我完善、实现政府能力的自我提升，是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这里我们尝试用政治稳定理论，来探析群体性事件的一些有效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