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罪的附随后果及制度危机化解

"醉驾"入罪是风险刑法范式的一种规定。中国对"醉驾"行为采取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模式,其入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且使行为人实际承受了有关职业等资格禁止、丧失的一些应属资格刑的附随后果。我国应借鉴德国刑法中有关刑罚以及"酒驾罪"制度设计,拓展资格刑范围以符合"新财产权"的司法最终处置原则,构建已丧失之资格和权利恢复的复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消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为化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需认真对待刑法第13条的"但书"。     

从刑法实然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八)》将原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后,司法工作人员对本罪的罪过形式从实然或应然角度展开了争论,有的甚至对本罪的刑法条文进行批判。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分类、行为方式、危害结果和法定刑设置等实然层面看,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司法人员应以此为依据正确办案。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为中心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以"严重污染环境"代替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结果性要件,由此导致了污染环境罪规制范围"口袋化"、解释标准"抽象化"以及犯罪边界"模糊化"等司法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定位不清与功能缺位。虽然生态法益论和人类法益论均尝试为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提供解释方案,力图勾勒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但是两个理论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与此相比,主张对生态法益和人类法益实行双重保护的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论,既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目的相契合,又与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相一致,还与污染环境罪的前置条件相协调,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说。未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应当摆脱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旧思维的影响,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重释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合理划定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厘清污染环境罪与相关犯罪的刑法边界。     

醉驾惩罚模式的法律经济学评析

在法律经济学的视野里,一般以惩罚确定性和惩罚严厉性这两个变量来考查惩罚的威慑效应,将醉驾入罪意味着提高了惩罚严厉性,但其成本高昂且会带来刑罚负效应,并非最优惩罚模式。诚然,将醉驾入罪能带来一定的刑罚威慑效应,但是,如果配置刑罚并非必须或者说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法,如果配置刑罚的成本太过高昂同时又会带来不必要的刑罚负效应,那么这些问题便会削弱甚至抵消刑罚带来的威慑效应,最终是得不偿失。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现状实证研究——以374例一审判决为样本

当前,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涵摄过宽、对入罪核心要素"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把握不准、以及刑罚裁量与缓刑适用没有统一标准等问题。本罪应该以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为定罪量刑的核心,不能将行为的危险程度与行为的危害后果混同。合理厘定本罪的入罪标准、量刑标准、缓刑适用标准对于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大有裨益。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环境刑事政策是指导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代表和体现了环境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环境刑事法律制度的"灵魂"之所在。环境刑事政策从多维角度介入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使环境刑事政策和环境刑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立法上看,它扩展了环境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入罪方面,使法网更加严密;在刑罚方面,使刑种和刑度更加细化。在司法方面,环境刑事政策对因果关系、罪过认定、立案标准、宽严把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刑罚执行方面,更加突出"严"的一面,并注意到修复性司法的适用。如此一来,环境刑法的功能实现了由消极惩治到积极预防的整体性扩张,并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标准应重新界定

我国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立法存在处罚标准低、量刑幅度不均衡、量刑档次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需要、量刑标准不唯一等缺陷,因此,应该完善立法。修改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有利于科学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腐败,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设置,应明确犯罪数额标准,制定合理的入罪标准;刑罚幅度应协调合理,切忌"牛栏关猫";加强对贪污受贿罪财产刑的适用;注重法规衔接。     

言论自由的刑罚限度——以诽谤罪入罪为视角

各国宪法都将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认和保障,我国也不例外,但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与刑法所规定的某些行为的入罪有时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以诽谤罪入罪为视角,探讨诽谤罪入罪与言论自由权之间的关系,寻找恰当的方法来厘清言论自由的刑罚界限,从而使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体现。     

滥用职权罪立法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惩治。我国滥用职权罪条文设计不合理 ,罪状不明确 ,主体范围过窄 ,刑罚设立不科学。应及时修改立法 ,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分列 ,明确其特征 ,扩大其主体范围 ,提高其法定刑。     

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研究

污染环境罪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当代产物,体现出《刑法》从严惩治环境犯罪的特点。然而,现行污染环境罪之结果犯不能有效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危险犯的设立不仅有利于环境犯罪刑事司法和环境保护,也是环境刑法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而且,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设立不仅符合环境犯罪立法逻辑,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具体操作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污染环境罪之危险犯应当规定为具体危险犯,主观上兼具故意和过失,《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成立标准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非法经营食盐入罪问题探析

非法经营食盐入罪,是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它经历了从无章可循到有法可依,从重罪轻刑到刑罚相当再到以轻刑为主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盐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非法经营食盐入罪问题值得反思。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刑事案件的法律应用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有权责令说明财产来源的机关范围不明确、法定刑设置偏轻、刑罚种类单一等具有争议性的法律问题。尽管《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一些表述,但仍需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科学设计和合理界定,明确有权责令说明财产来源的机关,设定合理的法定刑,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从而有利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和准确量刑。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探讨

罪过形式是行为人实施犯罪时的主观心态,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依据。确定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包含故意和过失。双重罪过形式在本罪中有法理依据和现实需要。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批判与重构

近年来,信用卡诈骗罪呈现多发态势,尤其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虽然这只是个罪,但其影响已经超出个罪的范畴,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通过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主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解读,发现了这一个罪解读中存在的两个悖论。其主要原因是该罪的入罪门槛过低,刑罚权的干预范围过大,同时法律条文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修订该法条,可以借鉴德国立法模式,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从信用卡诈骗罪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罪。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规范性思考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存在着故意说、过失说和复合罪过说,分析污染环境罪的"故意"与"过失"形式,同时结合污染环境罪所体现的因果关系直接性与必然性的犯罪特质,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应当是故意。主观内容为直接故意的污染环境罪与它罪形成了法律上的竞合关系,处于半独立法律状态;间接故意形态下污染环境罪则完全处于独立的法律地位。     

对我国环境刑罚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为了遏制环境犯罪,很多国家的刑罚制度突破了传统刑罚观念的束缚,树立了恢复正义的理念,刑罚体系更加多元化,充分发挥了其预防功能和恢复环境的功能。我国环境刑罚制度观念滞后、刑罚制度不明确、刑罚手段单一,存在严重的缺陷。我国应该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树立恢复正义的理念,对环境犯罪的罪与刑作进一步的解释和明确,改革罚金刑,构建多元化的刑罚体系,以实现有效遏制环境犯罪和恢复环境的双赢效果。     

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国刑法对诈骗罪的行为模式没有具体规定,导致某些情况下该罪的入罪标准出现较大争议。实践中,是否构成诈骗罪多通过考查主观故意进行判断,对客观行为等方面进行区分的并不多。以客观构成要件为切入点,对诈骗罪罪与非罪进行探讨,通过严格把握入罪标准,避免刑罚的滥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我国军事刑罚中引入罚金刑的经济分析

罚金刑作为现代刑罚改革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也将逐步提高。在军事刑罚体系中,特别是军职罪中引入罚金刑的问题引起了军事刑法界广泛的论证和思考。考虑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和军职罪的新特点,在军职罪中适当引入罚金刑,不仅能有效惩治和预防部分军人违反职责罪,从经济角度考虑,军事管理的特殊性使罚金刑适用于军职罪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社会成本。     

轻罪刑事政策视域下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司法适用

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具有指导作用。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适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海峡两岸危险驾驶罪比较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于1999年将不能安全驾驶罪纳入＂刑法＂,大陆在2011年2月出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二者在理论基础、刑罚目的、法条设计、实施情况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不能安全驾驶罪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之异同,有利于预测大陆危险驾驶罪的未来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