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及解决路径

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遇到的问题较多，立法解释划分“村务”与“公务”，不符合查处案件的实际，导致出现案件管辖矛盾；立法解释未将村民小组长和村会计、出纳列为执行公务的主体，未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可成为渎职罪主体，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打击。为解决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应修改或者取消“2000立法解释”，无须划分“村务”与“公务”，否则，就应赋予检察机关以相对宽泛的机动侦查权，将村民小组长、村会计、出纳归入立法解释中所指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可成为渎职罪的主体。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实证研究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特定公务活动＂1时,其职务犯罪有自身的特点,珠海市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具有典型性。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成因较为特殊,应当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选任、监督机制的完善和检察机关专门预防等三个角度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     

农村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及解决路径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是农村职务犯罪的主要形式。当前农村职务犯罪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农村基层组织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职务难以被认定、集体事务与公务难以有效区别等。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范畴入手,总结农村职务犯罪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范围,准确划分公务及集体自治事务,区别侵占公共财产或集体财产的行为性质。     

惩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困难与破解路径——立足社会预防政策的考量

社会预防政策是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可以对犯罪控制和预防产生积极影响。当前我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发态势,主要源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权力过剩和监管机制的缺乏,应当对该类犯罪法律适用疑难与司法实践困境进行综合分析,并立足于社会预防政策的视角,探索惩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思路和路径。宏观层面上,要发挥检察机关的预防功能,构建"惩防一体化",锁定重点领域、环节和地区的犯罪动向,合理分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责权限,优化权力配置。微观层面上,要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人员"、区分公务和集体村务、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加强相关人员的教育引导,创新思想教育方式,提高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群众参与度。     

检察视野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主体身份之认定——以周某生等人涉农职务犯罪为例

在周某生等人涉农职务犯罪中，检法机关以及法院系统内部对被告人主体身份的认定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也折射出目前刑事司法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辨识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基层组织人员是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关键还在于其进入刑法视野中的行为是依法从事“公务”还是“村内集体事务”。只有在全面了解相关刑事立法沿革、正确领会相关立法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对周某生等人涉农职务犯罪主体身份进行准确的认定，进而正确定罪量刑。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实证研究——以洛阳市检察机关近5年查办的案件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犯罪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犯罪隐蔽性不断增强。其原因主要在于犯罪主体综合素质较差,内外部监督缺位。为了更好地推动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村级管理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村级内外部监督管理机制,改善和落实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激励保障制度。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商榷——刑法第93条规定在农村基层适用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刑法第93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以及立法机关的相关解释,在农村基层的刑法适用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这可以通过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得到进一步验证。有鉴于此,立法应借鉴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界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范畴,删除刑法"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村党支部人员、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的下设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立法解释》所规定7种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当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标准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为标准，行为人无论具有什么身份，只要其依法从事公务，就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公共财产的，应当认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之外的事务包括村自治事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利用职务之使侵吞、挪用本单位的集体收益资金的，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对同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不同管理事务的行为定性时，应当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不应作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贪污贿赂犯罪实务问题研究

为了更好的保护农民的利益,司法机关应对农村的职务犯罪案件依法进行严厉打击.但目前由于有关法律规定不明、解释不明晰,导致不少农村职务犯罪囚定性把握不准确而未能得到有效查处.为此结合上海检察机关在实务中遇到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实例展开理论研究.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趋势:从总体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呈现高发态势;从案发环节看,案件涉及领域多元化,重点领域突出;从涉案罪名看,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以贪污、贿赂案件为主;从犯罪形态看,集体共同作案犯罪突出,且作案手段多样化。其原因主要包括:权力不断扩张且过于集中;村务信息不公开,村务管理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监管失效;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审计制度不健全等。预防和打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作为一项长期社会系统工程,应坚持走社会化的综合治理模式,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廉洁教育;深入推进村务公开;完善基层监督制约机制;规范财务管理制度。     

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对策研究——以昆明市近郊农村为例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在现阶段呈蔓延态势,严重干扰了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阻碍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因素。惩治只是治标,预防方为治本,预防远比惩治重要和有效。本文以昆明市近郊农村为例,在剖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基本现状,梳理预防措施,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防卫致死不负刑事责任应如何把握——兼论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修正与完善

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并将成立正当防卫与符合犯罪构成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不利于分析、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其实,正当防卫并不排斥事先做好防范、准备的情形,在防卫行为中亦可并存有伤害的意思。借鉴德日刑法学递进式＂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理论,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违法阻却事由）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并列作为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     

论农村犯罪黑数

农村犯罪存在大量黑数。农村犯罪黑数主要是由于村民不报案 ,其中的因素有 :农村传统家族势力的影响 ;农村传统法律意识的影响 ;农村行政组织越俎代疱 ;农村封建迷信严重 ;农村公安机关的办案条件限制。农村犯罪黑数是不可避免的 ,但需要正确认识。     

论涉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

惩治涉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原则,建设专业化队伍,开展国际合作。与此同时,还应正确识别涉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加强国际司法协助,做好情报信息的搜集、交流和利用,运用联合调查和特殊侦查手段开展侦查,强化引渡程序,做好犯罪收益没收,加强对证人、被害人的保护和帮助,鼓励犯罪人与执法当局合作等。这一系列对策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惩治涉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完整方案。     

农村经济组织在村委会民主选举中的角色初探

最近几年以专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经济组织迅猛发展，作为非政府组织，它们开始积极参与村民自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作为村民自治制度基础的村委会民主选举更是成了它们表达自身政治要求的重要舞台，农村经济组织作为草根政治的代表在村委会民主选举中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对当前我省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我省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表现形式有:合同诈骗涉及面广、金额巨大,集资诈骗犯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突出,传销犯罪屡打不绝,非法经营证券、期货犯罪涉案金额大。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必须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建立重点企业联系制度;践行情报信息主导经侦工作观念。基本对策:一要增强经侦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要构建维护经济安全的工作体系;三要夯实经侦工作基础;四要坚持政策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五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     

试论非法制贩枪支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非法制贩枪支案件是指违反国家枪支管理规定（主要指违反《枪支管理法》），私自制造、贩卖枪支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案件。非法制贩枪支是“黑枪”的主要来源。也是非法枪支流向社会的重要渠道。当前，非法制贩枪支案件具有团伙化、网络化、分散化趋势明显、隐蔽性强的特点。公安机关应当树立“情报先行、情报导侦”的理念、通过获取情报、加强阵地控制，实施控制下交付等手段来侦破案件，打击制贩枪团伙，端掉制贩枪窝点、收缴非法枪支，以有效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     

企业家行贿:公权力放大后助推的恶质文化

大量的贪腐案件说明,公权力放大后被贪腐官员和非法民营企业家所利用,成为他们进行权钱交易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民营企业家为获取非法利润,和贪腐官员相互勾结,大肆行贿受贿,将中国传统礼仪演绎成贪腐官员收取贿赂的恶质文化。这种恶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公权力放大后助推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改变公权力被放大、被滥用的现象,使民众敢监督、能监督,并从根本上遏制民营企业行为中的潜规则和暗箱操作,促使民营企业家从通过权力运作获得利润转向通过市场运作赚取利润,唯此才能有效地控制民营企业家行贿现象的发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