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第与刑法的完善

刑事政策是对一国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的总的指导原则。建国以来我国实行过“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严打”的刑事政策,目前“宽严相济”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出发,有效的贯彻这一政策,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我国首先应对刑法的一些方面进行完善。     

“严打”刑事政策与国际上的“非刑事化趋势”

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刑事法治化的进程与走向。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逐步出现了非刑事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这与我国目前进行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我国应当正确认识刑罚本身的局限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与非刑事化政策相结合,使两者互动互补,确保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有效功用。     

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评《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一书是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来的重要理论成果。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是一种“有效率的正义”,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重视对个人的教育与改善,关注犯罪治理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正义。这是一种主张“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它为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打造了理论平台,促进了我省刑事和解等公诉改革举措的顺利开展。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论公安机关刑事和解体系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精神和原则“从侦查阶段开始，进入审判，甚至贯穿到执行”已被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认知。全面总结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明确刑事和解的受案范围，规范刑事和解的程序，放大刑事和解的社会效益，构建轻...     

完善我国现行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兼评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二章

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作了专章规定，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应用，为刑事案件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但由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立法尚不健全，实践中做法不一、缺乏统一规范，导致社会产生刑事和解就是“私了”、“花钱买刑”等误解，引发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从刑事和解概念入手，分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条件，剖析现行刑事和解制度立法现状及缺陷，深入探讨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对策，有益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片面强调惩罚犯罪，没能切实关注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通过“恢复性”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矫正犯罪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国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以人为本：刑事法治核心价值观的应然性选择

本文从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简析为切入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法治价值观的应然性本义予以深入解析，强调现代刑事法治价值观应反映在其人文精神层面之上，而论及核心价值观之时则应明确“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法治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导向的必然性。本文是笔者对刑事法治核心价值观研究所撰写的系列论文之一，之后还将从实践、外向和微观角度展开详细论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调整论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到“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变化。刑事政策调整是政策的依时而变和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非对以往政策的全盘否定，而是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是促进社会和谐语境下的积极回应，体现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应然宏观刑事政策基础论证

应然宏观刑事政策“不再严打”“只宽不严”“废除死刑”的理论根据是：人们在对犯罪的认识中，将渗入其间的理性与情感相分离，以平和替代愤怒；刑罚史的走向与结论表明刑罚无效或是重刑无用，应当另谋出路；因果关系的困惑及明朗点明世人，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应当宽容和宽恕犯罪人，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人道主义的彰显和人权的真正实现更是应然宏观刑事政策的本体证明。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研究——结合地方关于刑事和解规定的分析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是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前提性内容。要解决这一课题，有必要充分比较分析关于刑事和解的地方规定，揭示刑事和解的内涵要义，划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形式；有必要深入阐述刑事实体法关于适用范围的学理知识，确立适用范围的确定原则，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规则。应当以开放、灵活、综合的思路，根据立足价值意蕴、体现刑事政策和依照法律规定的三个确定原则，在确定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实现案件范围“质”的划分与具体条件“量”的限定相统一，在确定规则的具体步骤上按“适用与排除两分法”与“范围与条件互动化”分两步走。     

地震灾害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新解读

对于灾害背景下在灾时、灾区发生的刑事案件，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通过对时间和区域上的区分，合理配置稀缺的司法资源，以更好地运用刑事司法维护灾区稳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灾时、灾区出现的性质颇为恶劣的犯罪应当从严惩处，在“严”的同时不能忽略法定“宽”的认定，“相济”的把握应以灾区人民法益最大化为标准。对刑罚的适用应选择恰当的刑种、量刑强度和科学的处遇以实现正义价值，达到犯罪预防，并始终坚持对犯罪人人权的保障。     

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本文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和运用这一政策,充分发挥其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震慑和感化作用。     

再议刑事和解——以农民个体需求为主要视角

当前，基于对以惩罚为核心的对抗性司法的反思和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刑事和解已然成为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其合法性被新《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然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仅以罪行轻重和犯罪类型为刑事和解适用标准．少有学者注意到刑事和解与乡土社会天生的“契合”关系，事实上，刑事和解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基础和传统习俗相契合．与农村农民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契合．尤其能较好满足农民的个体需求，对于解决不断增加的农村刑事案件具有不平凡的社会价值与司法功效。基于此，在农村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余姚市公安局“四投入四提升”全面促进刑事技术工作良性发展

近年来．余姚市公安局根据全省、全市刑侦工作会议精神，全力推进“十类刑事案件”现场必勘工作，以实施分级分类现场勘查工作为落脚点，以全力打造全国一级示范刑事科学技术室为工作标尺，不断加大对刑事技术工作的投入力度，充分调动刑事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效提高了现场痕迹物证的提取率、     

宽严要济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灵魂。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最大限度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06年，“两高”工作报告中均强调。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下)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此次审判这起知识产权刑案时，法院是怎么来定罪量刑的呢？丁寿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期以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据、宽严有度，注重发挥刑罚惩罚震慑犯罪和教育感化罪犯的双重作用，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上)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