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犯罪资格刑的设置——以改变金融犯罪刑事政策为视角

从规制金融犯罪初期至今,我国金融犯罪刑事政策基本保持"多罪化"和"重刑化"的定位。这一刑事政策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防控金融犯罪效果不佳。应结合金融犯罪的特点,改变"重刑化"的刑事政策,设置更具有针对性的资格刑。我国刑法的资格刑原本就存在不足,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内容和适用方式不尽合理,缺少单位资格刑,建议充实资格刑的内容,完善资格刑的制度设计。     

国际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期国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实行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严"占主角、"宽"为配角的重刑结构下,作为对"严打"方针的反思而提出的,当前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虽与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差异,但对犯罪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精神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相符合.在"严"的重刑结构下,要发挥"宽"这个配角的作用,只能以司法努力,尽可能多地拓展"宽"的空间和份额.应以"量刑"(裁判)这个司法中心环节为基点,向"量刑"(裁判)的前、后两个阶段和领域进行扩展.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研究

食品安全犯罪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权.面对我国逐步突显的食品安全问题,国家在刑事立法上做出了相应的反应.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在定罪上呈现出犯罪化,在制刑上呈现出重刑化.我们在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必须以“宽严相济”为指导思想,以保障人权原则、预防性原则、协调性原则、科学原则作为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     

审判实践中“宽严相济”研究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于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制定与适用应贯穿刑事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而不应当是片面的。宽严相济,应当坚持区别对待,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而这一宽一严也必然包括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遵守之＂严＂,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宽＂。     

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

当前司法实践中,审理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着”以危害手段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判断罪名”,追求”以重罪重刑制裁”的倾向.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法规范中把握”宽”与”严”的要素；依据”主观恶性强弱”、“不安全隐患的程度”、“主观与客观的综合表现”以及“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确定宽严的尺度.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政策的任务有所偏重,但最终都应该坚守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宽严相济”的程序之维

长期以来,刑事政策的程序维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的全面修订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既不是单纯的"趋缓",也不是纯粹的"趋严",而应当是"宽其所宽,严其所严"。我们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全面改革我国的刑事审前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至今,我国刑事立法已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三十余年。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均是犯罪化的有效成果。重刑轻民的中国法律传统在当今社会以对刑法的过度迷信与依赖、以不断设立新罪的方式变相地表现出来。效仿德日轻罪入刑以扩大刑法犯罪圈,强行将《治安管理处罚法》纳入刑法轨道,改变我国刑法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这样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国作为大国法治之要求与特点,也无法获得如同西方的法治实践效果。面对我国刑事立法犯罪化的高热态势,今后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停止刑法调控范围的扩张,拒绝进一步的犯罪化,并适当实行一些犯罪行为的非犯罪化。     

刑事一体化践行

刑事一体化理论的精髓在于融通学科联系,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一概念中,"刑事"是指治理犯罪的相关事项,其外延涵盖犯罪、刑法(包含实体和程序)、刑罚制度与执行等。"一体化"是指相关事项深度融通。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刑事政策引导刑法立法,同时刑事政策又应当在刑法框架内起机制性作用,融入哲学、社会学、犯罪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理念,用以解决刑法问题,体现刑事一体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当代刑法的潮流,刑事政策有助于顺畅刑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以检察裁量权为视角的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司法工作者以该刑事政策为指导,恰当地行使刑事裁量权,体现我国防控犯罪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指出在该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检察人员对自侦案件和公诉案件要严格把握好宽和严的尺度,做到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严适度。今后应当从侦查阶段的裁量、审查起诉阶段的裁量、便诉交易制度以及污点证人豁免等几个方面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实践中。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论

西方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条约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体现在设立专门机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人员配备和专业培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力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采取适度的刑事起诉和审判政策,强调恢复性司法,注重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参与和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目前表现在制定强化保护的司法政策、设立专门司法机构,加强刑事司法协作,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以及强化刑事审判打击力度上,但存在执法效果有待提升、刑事司法常态化管理有待加强和刑事审判效果差强人意等缺陷。应当坚持严惩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宏观刑事司法政策,并从加大刑事司法协作、强化《刑法》适用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修改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程序、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危害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治路径之选择

以《刑法修正案(八)》)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修订为切入点,评析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之不足,建议构建食品安全犯罪的双轨制立法模式、调整食品安全类犯罪的归位、合理设置罪名、均衡法定刑的配置、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通过严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实现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由"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刑事法治路径的转变。     

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自由刑的改革

教育、改善犯罪人，是现代刑事政策赋予自由刑的中心使命。自由刑在完成该使命方面存在局限，主要表现为：报应要求与矫正目的的冲突；矫正受到刑种及刑期的制约和限制；监狱也是一所犯罪学校；矫正目的的实现受国家财政投入的限制；监狱的低效。建议根据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从立法、司法、执行三方面着手改革我国自由刑。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实证分析

理论界对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诸多争议,法院在毒品案件的裁量中过多地强调了刑罚的威慑与一般预防功能,而忽视了刑罚的改造及教育功能。对605个毒品案件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毒品犯罪中,法益保护的方法以及应然的刑事政策应当是以宽济严,或者说,是以严为主,以宽济严。     

我国刑事政策的抉择及其合理性论证

我国刑事政策内容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和长效机制,在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刑法学理论和犯罪学理论的深刻变化、世界各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我国防控犯罪的实际需要,决定了我国应当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对少数严重犯罪和累犯实行严厉的刑事政策,而对绝大多数轻罪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距离两极化刑事政策的要求相差甚远,只有将两极化刑事政策系统化、刑事法制化,才能建立我国科学、稳定、有效的刑事政策体系。     

刑事政策视域下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重构

当下我国"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模式过于注重提高刑度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作用,但却疏于以严密法网堵截腐败犯罪的发生,以至于出现了惩罚几率下降与防卫重心偏离等政策乱象。腐败犯罪的严重危害及犯罪利益对犯罪人的极大诱惑,决定一国治理腐败犯罪必须采取零容忍刑事政策,"严而不厉"就是实现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选择,这不仅需要扩大具体个罪的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而且还需要调整腐败犯罪的刑罚结构,降低刑罚的惩罚强度。     

“宽严相济”与“两极化”之辨析

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生成背景、基本含义、精神实质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不宜混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矫正刑运动的危机及其反动,其基本含义是重重和轻轻二元分立、两极分化,其精神实质是重刑主义。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实行宽区别对待、宽严互济、互补,其精神实质是宽严适度、侧重宽缓。     

当下中国反腐政策的考量诠释

当下中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问题,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老虎苍蝇一起打"较为形象地宣示了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是实行"零容忍",但是并不能解读为反腐败犯罪在刑事政策上放弃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回到了"严打"的老路。我国有关机关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程序性司法解释文本和司法实践做法均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应当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适当的政策性限缩解释,促进我国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两岸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危害后果不确定,极易引起普遍的焦虑与不安。通过对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以台湾地区相关刑事立法为参照,在反思大陆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基础上,主张大陆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模式上应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在刑事立法政策上,应由"厉而不严"转向"罪密刑缓";在严密法网方面,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兜底性条款"来填补法网漏洞;在罪名体系构建方面,应当注意现行刑法内相关犯罪间的关联性(竞合或牵连关系),避免立法过剩;在调整刑罚结构方面,应取消死刑配置、为罚金刑设定相对明确的数额界限,保留罚金刑选择适用的空间。     

略论我国商标犯罪的刑事政策

商标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因素包括商标犯罪形势,经济政策,社会文化,领导人的意志,国际因素等。我国目前在商标犯罪刑事政策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保护对象狭窄,打击面有局限,刑罚处罚过于苛严,罪刑配置不合理。建议严密我国商标犯罪刑事法网,合理配置罪刑,重视罚金刑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