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云与当代中国法哲学

李步云既是当代中国颇有成就的法理学家和宪法学家 ,又是“新时期”最早“自觉”到“法哲学”的法学家。他是从当代中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局限性”意识出发 ,而提出其法哲学主张的 ,其法哲学体系是围绕法的唯物论与认识论、法的辩证法与发展观而构筑并加以逻辑展开的 ,是对法理学问题的既深入又超出。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供基础、方向和标准 ,是李步云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     

为法哲学申辩:法哲学研究提纲

作为法的最高抽象形式的理论表达，法哲学首先是对人的一种关怀，它是从法的角度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理解和对人的理想性存在的终极关怀。因此，法哲学是一种人学。在法的理论体系中，法哲学无疑居于最高层次，成为法学的元理论。就功能而言，法哲学始终是针对法的现实（法的实践与理论）的一种理性批判。这种实践批判又必然导致法哲学在理论层面的自我批判。所以，批判性也就构成了法哲学的内在本性     

法哲学研究对象新论

法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国学者有很多的论著,但说法不一。症结所在便是他们对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弄清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阐释法的理念,并通过对法的理念的理解来认识法哲学的研究对象。     

走向自主行政法——评《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

一、行政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对法的本质的抽象,是"围绕法这种复杂社会现象的诸种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有无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什么". 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通俗地转换成"法是什么",其实质是关于法的本体论的探讨. 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部门法哲学中.部门法哲学是法哲学与部门法学的交叉领域,对部门法哲学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法哲学,也不能脱离部门法学.可以这么说,部门法成熟的标志是对部门法哲学基本问题的提炼和回答.     

法的时间效力界限与法的稳定性——以德国民法为研究视角

法的时间效力问题，简言之要解决的是，如果一个时间段上的法律关系跨越新旧法律的交替，那么旧法所规定的法律效力是否、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发生效力；或者是否应该以形式上的时间点为界限，让旧法上的法律后果丧失效力，依照新法重新做出安排。萨维尼有关法的时间效力理论就法的时间效力冲突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德国民法上，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诸如物权、债权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等，在法的时间效力方面设定了不同的规则。随着我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几部重要法律的颁布，施行过程中新旧法律冲突的问题不断出现，目前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也已经提上日程，民事法律的时间效力问题将会是立法者和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德国法的相关理论与规定可资借鉴。     

法的有效性与有效的法──分析框架的建构和经验实证的描述

法的有效性有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律教义学三个理解维度，它们各自关注实际效果、内容正确和形式合理。三种视角下的法的有效性，在理论上对应着民间法、自然法和国家法，但在经验层面上，各类法并非仅是国家法的实际效果均不佳。当前各种法的“实效性危机”，源于民众对支撑着它们的权力缺乏足够的信任和认同，而权威的失落，根本上在于中国正如火如茶进行的应激型现代化运动。要完成向现代性的转变同时又依赖秩序的力量，对规范类型的选择和倚重，与各种社会组织在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相关，积极行为的国家的不可替代性，确定了国家法这种正式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和中心地位。要消除国家法及其他法的实效短缺之困，主要取决于现代性的实现程度。     

法哲学的对象和性质论辩

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无论是在国外或国内都颇多歧义，争论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可概分为“法哲学独立论”与“法哲学即法理学论”这两大系列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者赞同前论，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它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因此，同一般性（或专门）法的理论有所不同，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认为“法哲学即法理学论”是由于１９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不同程度地把法哲学混同用于一般性法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结果；它造成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纳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有必要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为此，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从法学和哲学及其相结合上进行了论证，对一些置疑的观点进行了答辩，并阐述了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就应该怎样正确认?     

固有法、移植法之间的冲突与包容——从法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角度

固有法、移植法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指资本主义法同社会主义法之间的冲突,自从当今社会形态划分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这种冲突就一直存在着。普适性和特殊性本是哲学的一对范畴,但是我们在这里主要不是从哲学出发,而是从法学本身出发来谈这一问题。     

论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这一术语早在罗马法中就已出现,但长久以来,法律学家对其研究仍非常薄弱,迄今仍没有专门研究法的渊源的著作,法的渊源的概念仍在争论中。所以其范围、价值也无法认清,法的渊源与其它法理学问题也无法厘清。本文指出法的渊源是法的形式的储备库,其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法律文化、社会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     

智者运动:西方法哲学探源

智者运动通过对自然与约定的关系、正义与逻各斯、德性等问题的探讨,试图回答法的本源、法的价值和效力原则、立法和守法的道德基础等一系列法哲学基本问题,在西方法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     

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

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引出了法的实践与理论的一个永恒难题——由此,对它的回答,将开启法哲学的主要问题,即法的概念与本质的问题.因此,第一步,将简要地对法的概念与本质进行考察.第二步,将尝试着说明,被如此理解的法的概念与本质,对法的安定性与正确性之间的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有三个议题将被纳入考量:首先,作为对极端不法(不正义)难题之回答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其次,特殊情形命题,这一命题主张,法律论证是普遍实践论证的一种特殊情形;第三,法的司法续造难题.     

法哲学名词的产生及传播考略

法哲学一词在本世纪初首度被引入中国法学,后遭受近半个世纪的冷遇及至误解,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法学界再次流行使用。然而,今人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法哲学一词,却是见仁见智,归纳起来,大抵有三:其一,将之作为研究法的一般理论的学科,这是最普通的理解,只是在具有不同哲学传统的国度里和在继承了不同法学传统的继受国中,用语不同,如在英美,人们更喜欢用法理学,而欧洲、拉丁美洲、日本则偏爱法哲学一语。其二,将法哲学狭义化,与同样狭义化的法理学并列,让其专注正义等法的实质问题,而将法的形式内容留待法理学去处理;其三,用来表达部门法基本理论,如刑法哲学、民法哲学。     

在哲学与法律之间:法哲学的一个理论模式——吕世伦、文正邦教授《法哲学论》一书评介

文章对《法哲学论》一书在构建法哲学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评介 ,包括法哲学的学科定位、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以及法哲学的逻辑起点三个方面。     

法是“理”与“力”的结合

在法学发展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法学才真正解决了“法是什么”的问题,实现了法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对这个原理的坚持和发展,是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要求,是繁荣我国法学研究的要求。 一、研究法的内容与形式之理论和方法论前提 科学地认识法的内容与形式,诠释“法是什么”的问题,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法学原理为理论望础,我们认为,关于法的一般理论认识有如下方面。     

在哲学与法律之间:法哲学的一个理论模式

文章对<法哲学论>一书在构建法哲学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评介,包括法哲学的学科定位、法哲学的内容和体系以及法哲学的逻辑起点三个方面.     

论法与经济的关系

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对法与经济的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一方面阐明了法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另一方面也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对法的内容、体系及其价值进行了批判。这些经典阐述,对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体系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两者的关系入手,得出法发的独立性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从法哲学的范围与品格看部门法哲学研究

为了避免法学主体意识及内在特性的沦丧和法哲学精神品格的迷失,我们有必要重申回归纯粹的法理学和法哲学。与基于法认识论和法方法论、侧重于法的实证层面和应用领域的法理概括与探究的法理学不同,法哲学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与探究。就其精神品格与思维方式而言,法哲学既是一种前提性反思,即审视和追问对象赖以存在的前提,对法的本源、本质和普遍原理的追问;又是一种逻辑性反思,即对法学命题和理论的逻辑起点及逻辑展开的追问;还是一种价值性反思,即对法律规范和法学命题正当性的深层追问。部门法哲学研究与法哲学原理之间的对接不是生搬硬套或者简单移植,而是要在审视与批判有关部门法研究的基础上,注意与相应的部门法学话语体系的协调性与融贯性。     

大众化与法治化:一个文化—哲学的解释

大众文化是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从文化学和哲学的角度对此一现象的形成及其与中国的法治化之间相合相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文化大众化的进程，也是法律传统的更新转型、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嬗变、新旧法律制度的更新过程。但另一方面，大众化与法治化又不完全是同质的关系，它们都有可能有不同的走向，并不存在相互承诺的保障。相反，大众文化的出现，将给中国的法治化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法的合理性（正统性）危机、“守法———执法”的间离化，等等     

除魅与重述——评《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1760-1911年英国的历程》

知识产权法有哲学吗?这是一个让知识产权法学者感到为难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学科的科学性,人们在努力探讨和挖掘知识产权法哲学,希望这个杂乱的欠缺体系化的学科,能够因了哲学根基的存在而闪闪发光。在Peter Drahos的“A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1问世之后,这本书似乎激活了研究知识产权法哲学的热情,至少就国内而言,知识产权法哲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不过,布拉德与莱昂内尔在《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1760～1911年英国的历程》2一书中,却对这个热门问题大泼冷水。一、知识产权法的非哲学性在《现代知识产…     

不作为犯义务的限制实质论

通行的不作为犯义务的“形式论”难以经受实务的检验，而继受德国刑法理论中的“实质论”过于倚赖司法自由裁量，无法缓和不作为犯的归责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作为犯义务的依据一直是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难题，我国现行刑事裁判与学理尚未提供清晰的逻辑框架。分析表明，我国目前对该命题践行的是一种“限制的实质论”。它的内容包括：一，发生实际的法益侵害后果，是发动不作为犯义务检验的起点；二，对于因果流程的排他性、支配性地位是考虑是否以不作为犯归责的实质要件；三，不具有形式上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的出罪抗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