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痛并快乐着

2005年7月10日,随着备受瞩目的《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全民意见,立法民主化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日渐汹涌的民意,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民意立法"时代。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显然已到了一个必须重新估量民意因素的历史关口,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民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立法的进程和走向?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应该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畅通的民意吸纳渠道?"精英立法"与"大众立法"应该如何有效整合?立法民主和立法理性又该如何科学平衡……     

立法公开,为民意评判打开大门

2005年7月10日,随着备受瞩目的《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全民意见,立法民主化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日渐汹涌的民意,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民意立法"时代。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显然已到了一个必须重新估量民意因素的历史关口,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民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立法的进程和走向?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应该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畅通的民意吸纳渠道?"精英立法"与"大众立法"应该如何有效整合?立法民主和立法理性又该如何科学平衡……     

立法听证,繁荣与困惑并行的民意平台

2005年7月10日,随着备受瞩目的《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全民意见,立法民主化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日渐汹涌的民意,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民意立法"时代。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显然已到了一个必须重新估量民意因素的历史关口,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民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立法的进程和走向?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应该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畅通的民意吸纳渠道?"精英立法"与"大众立法"应该如何有效整合?立法民主和立法理性又该如何科学平衡……     

民意考量,寻找激情与理性的平衡

2005年7月10日,随着备受瞩目的《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全民意见,立法民主化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日渐汹涌的民意,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民意立法"时代。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显然已到了一个必须重新估量民意因素的历史关口,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民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立法的进程和走向?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应该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畅通的民意吸纳渠道?"精英立法"与"大众立法"应该如何有效整合?立法民主和立法理性又该如何科学平衡……     

全民立法,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2005年7月10日,随着备受瞩目的《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全民意见,立法民主化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日渐汹涌的民意,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民意立法"时代。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显然已到了一个必须重新估量民意因素的历史关口,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民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立法的进程和走向?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应该如何建立更为合理、畅通的民意吸纳渠道?"精英立法"与"大众立法"应该如何有效整合?立法民主和立法理性又该如何科学平衡……     

“政治献金”影响代表履职的公共性

人大代表是一个公权力职务，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执行代表职务就是“办国家的事儿”。所以，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一切开销就应当由国家财政拿钱。“社会赞助”必然影响到人大代表超脱地审视、表达和提升民意。从而动摇人大代表行使职权人民性这一根本保证属性。代表制度立法体现了控制人大代表与利益关联方私自政治交易的制度安排，北京市在立法中重申并进一步明确代表法的立法精神，很有现实针对性。     

阻击中国“劣法”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立法任务之迫切和繁重不难想像。当此繁复重任,立法机构仍孜孜探索改进立法方式,以求最大限度地在立法过程中纳取民意,做法令人振奋。 近年,为中国各地立法机构所广泛采用的“开门立法”或“阳光立法”(有关详情请参见“中国人大新闻”网页:http://zgrdxw.people.com.cn/gb/paper/367/1。同时,请见本刊记者李云虹关于重庆“开门立法”的案例式报道“民意,迈进政治之门——记重庆‘开门立法’”)。不仅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之原则,而且表明了执政者践履民主政治之道的意愿和决心。 现代民主政治,关键的原则之一便是政治过程的公开和透明。这不仅要求保障公众对此“知     

民意崛起看立法

2005年7月10日,备受瞩目的《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9月27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就个税起征点问题,召开了全国人大历史上首次立法听证会……2005年的中国立法,因其浓郁的民主色彩,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诸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民意立法”时代。     

“民意时代”的人大定位

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社会，民意将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尊重民意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质，而收集民意则是尊重民意的前提。在这个“民意时代”，作为民意机关与民意代表的人大和人大代表，面临着如何收集民意这个基础而又现实的课题。     

“全民立法”集大智

古人说，“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立法中的大智当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2010年，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已经融入立法规程，公民参与立法和立法机关检视立法成为熔炼立法质量的“两极”。国家权力机关提供最具民意特质的“公共产品”，当属法律法规。从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常态化，     

“被XX”的法学思考

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被”＂时代，其实质是人权保护的缺失。结束“被”时代需要从立法、司法和尊重私利三个层面来努力。     

“立法平等论”质疑

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提法成规定,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法学界曾经展开过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身,含有“立法平等”的意思。他们主要论点是:法律的适用,要以法律的制定(立法)为前提,没有立法上确认公民权利、义务平等,哪里来的法律适用上的     

浅议死刑存废中的两个平衡点

近年来,许多刑事案件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民众对于死刑的存废也有着激烈的争论.面对着“以废除死刑为目标,不断限制可适用死刑的罪名”世界发展趋势,死刑在中国的发展又将何去何从?是存是废?如何存废?本文试将从宏观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国家意志、民意与法理的关系和被告人与受害人的关系,两个关系出发,探讨在中国废除...     

从“立法民主”到“治法民主”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年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要组织开展对现行法律的清理工作，抓紧研究提出对现行法律进行清理的方案并组织实施”。我们从中即可知，标志着“一个社会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律领域可以法典化”的“立法新生态”将在我国形成。     

差异与成因:中国古代“辩护士”、“讼师”与现代职业律师

中国历史上的“辩护士”和“讼师”本质上到底是什么 ?他们与现代国家中的律师究竟有何差别 ?中国历史上未能产生律师的原因是什么 ?谢佑平教授此文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了阐释。或许 ,该文能对我们理解中国过去没有律师职业阶层和现在产生形成律师职业阶层的必然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特别是其历史、社会、文化及制度几个不同层面的分析值得进一步探讨。     

“良法”时代离我们有多远（下）

加强民主实效,推进公众立法1996年,一位法律工作者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尖锐地批评说:在我国,立法如同生产产品,法律由有关政府部门组织起草,绝大多数未经社会酝酿和民众的参与,而是按部门的模型“浇铸”出坯件,然后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检验合格”,最后由全国人大“批发出厂”。这封来信虽然不无偏激,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公众远离立法、民意体现不足的现实。现代法治意义上的立法活动,应当是公意的汇集和提升过程,而立法民主化,正是保证立法质量的重要砝码。在我国近年来的立法实践中,开门立法的实验开始替代闭门立法的惯例,立法民主化逐…     

直销立法之本土失语

造成本土直销企业在立法中失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直销企业如何才能在本土市场上与外资巨头抗衡?“政府应该给我们本土直销企业一个倾诉的机会,听听我们对于直销立法的想法和建议,了解一下我们的营销模式,给我们一个展示的机会。”在《法人》的采访中,不少民营企业家表达了这样的想法。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述评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天职和神圣的召唤。它使人确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①”这是在实然层面上的反思,也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追求。作为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朵“奇葩”,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时代宣示者的角色。本文着重在宏观层面上全面把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力求对其理论、立法和实践作客观、鞭辟的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展望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向。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述评与创新(一)理论述评理论源自于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经实践凝炼和升…     

“媒体审判”辨析

“媒体审判”指媒体事先报道和评论司法案件、影响判决的现象.“媒体审判”被指责违背无罪推定、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妨碍司法公正.然而媒体预先定罪仅是事实层面的推定,无悖于规范层面的无罪推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应该也不能脱离媒体的监督;媒体报道司法有促进司法公正的价值,司法公正的效果需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和评价,法官不能忽视媒体所反映的民意.     

金融刑法的范式转换与立法实现 ——从“压制型法”到“回应型法”

受“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传统金融刑法立法表现出了压制型法的典型特征,其强调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维护,却相对忽视了对投资者利益的平等保护和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回应。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金融刑法立法应该从压制型法的范式转换成回应型法的范式。在立法层面,“回应型”金融刑法的具体实现,有赖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立场转变、秩序维护到个人利益保护的目的重塑、“冒进”到“理性”的技术矫正以及过度依赖到消极介入的功能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