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日本的政治转型与政党体制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30年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过程来看,这一转型经历了三大转变,即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从"经济中心主义"向"政治中心主义"转变,国家发展模式从"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国家发展战略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从政治发展的微观角度来看,则经历了从"五五年体制"、"八六年体制"到"九六年体制"的转变;政党结构从保守与革新对立模式转向保守模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及政党均走向趋同化。目前,日本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尚未最终定型,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仍在进行中。     

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发展,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阻碍地区共同目标的建立,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由此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由于地区内部驱动力不足以及域外因素美国势力的强力介入,东亚地区主义在地缘范围上将从"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在结构上将从多层次竞争性多边机制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制度模式,在形式上将从松散模式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     

亚洲的发展是否走到尽头?

<正>亚洲是如何从相对包容的发展,走到被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最保守的国际组织敲响警钟的地步?答案就在几个密切相关的趋势里。过去30余年,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亚洲,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演化出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助力经济发展,支持工业生产与出口,并部署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这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和提升经济制高点的同时,相对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的一个时期。这些成就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誉,也使得其被贴上了亚洲"经济奇迹"的标签。当然,这种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出现在冷战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忧的大背景之下,伴随着美、日     

对东亚区域合作“开放性”的再认识

开放的地区主义最初发轫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时至今日,开放的地区主义已经超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成为引领东亚区域合作发展潮流的一面旗帜。东亚是世界上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东亚的发展与繁荣得益于东亚的开放。东亚系列峰会的召开,     

走向发展型福利国家

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能否成功,在于我们能否在福利国家建设上抛弃陈腐的理念,从社会发展主义的新视角,重新探索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中国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这一点已经成为政学精英的共识。然而,在有关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精英论说中,福利国家始终是缺位的。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不管其意识形态取向根源于何处,很多中国精英在谈到"福利国家"之时,却都会突然变脸,一下子变成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同道。诸如"福利国家养懒汉"、"福利陷阱论"、"福利国家危机论"     

日本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的主要考虑及其影响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作为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之一近年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国家在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上采取何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日本大国外交的趋向。野田新内阁已经明确表示参加TPP谈判。日本热切参加TPP谈判的主要意图是重振日本经济,在地区问题上纠偏中美关系,制约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影响。参加谈判可能给日本国内政治带来分裂,也将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带来影响。     

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

一、建立理解东亚模式的知识系统要理解东亚民主的本质,就必须理解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在当前的东亚地区,要认识民主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发展最快速、同时相对最成功的威权国家。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外交政策     

中国模式与发展型国家理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也成为各方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以往用来解释东亚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对"发展型国家"理论和"中国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前者的早期观点和后者之间存在适用与否的争论,学界并未完全取得共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晚近观点主要适用于解释中国的地方经济发展,缺乏对全国性政策网络的描述。在当前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都面临经济调适情况下,"中国模式"的发展特别是"深化改革"以来的系列方案能够为新一代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提供丰富的经验例证与理论延伸,促进二者之间的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走出东亚悲情

战后东亚秩序的再帝国化原因在于东亚国家的政治错误和外交失败,解构美帝国秩序的新东亚想象有待于东亚国家的文化主体性重建和民主政治能力成长,日本摆脱美帝国工具主义需要中国在价值观和国家能力两个方面获得日本不亚于对美国的尊敬。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市场、人口流动与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

本文回顾了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并探讨了国家、市场和流动人口之间的关系。文章着力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关键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为何户籍制度在市场导向型经济中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一困惑。文章指出,集体经济解体、国有部门改革以及不平衡的区域发展给户籍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作者通过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来探讨制度如何影响人口流动模式,采用了"体制结构与能动主体"概念和制度区分类型假说来解释制度发生历史性变迁的过程,并对中国的户籍制度进行概念化。     

日本东亚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沿革:文献观点评述

本文就当代日本知识界对东亚共同体的再思考与再出发加以回溯与整理。日本的东亚观曾经被国家至上的军国主义者所滥用,当代东亚共同体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东亚人民对战前"大东亚共荣圈"的疑虑和批判。如何在思想上超越历史,便成为当代东亚论者不可回避的挑战。本文以日本的"东亚"论述为轴线,叙述了从响应中日战争爆发的东亚协同体主张、顺应近卫声明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至战后受区域化与全球化影响而复兴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从中发现日本学界呈现出一种"超国家"的倾向,不论是出于现实政策的需要抑或政治思想的推导,他们皆不满足于单一国家的政治体制,而经常提倡多国与跨域合作。文中并以平野健一郎的东亚论述,作为超越日本不正常国家困境的一个显例。     

"雁行模式":东亚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简称东亚模式,其中"东亚"的概念,近年来通常采用世界银行所指的东亚范围,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东盟十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与越南).     

日本重回亚洲?

日本学界有种说法,认为从战前到战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分为三种位相:即政略亚洲主义、心情亚洲主义和思想亚洲主义。日本能否彻底回归东亚认同,重建所谓"思想亚洲主义",既关系到东亚共同体构想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中日各自在共同体中的角色。     

中国与亚洲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中间形态,是当代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选项。地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超越国家层面,以地区的视角、思维、方式解决地区层面的公共问题。虽然近几年来欧债危机阴影下的欧盟以及因海上争端而致局势紧张的东亚所代表的东、西两大地区主义进程均面临一定的挑战,但地区主义远未过时。相反,它正从短暂的退潮中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推动这轮地区主义浪潮及其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力是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崛起,从而使这一波地区主义"浪潮"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被称为"亚洲地区主义"。本文认为,中国应具备地区思维,并以地区主义视角解决周边外交中的矛盾,以地区为平台担负起大国责任,以地区治理为切入点化解全球治理失灵的问题。     

从“肉食禁断”看日本古代文化流变

正古代日本人的动物观,融入长久的国策。若论实施过近1200年的"肉食禁断"政策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制止了畜牧业带来的大规模森林草原化,让日本良好的生态环境维持至今。日本人的自然观,与同属东亚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民族都有所不同,尤其是其动物观,相对于人类和动物"差别主义"的西洋文化,日本人多持"平等主义"态度。日本在历史上实施过近1200年国家层面的"肉食禁断"政策("禁断"在日语中是指"绝对断绝、禁止"),更与世界上大部分民族不同。探     

推动构建后疫情时代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由东盟与中日韩(即"10+3")构成的东亚经济圈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改革开放以来,包括"10+3"在内的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布局中一直处于首要位置。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增加了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10+3"国家团结合作、相互支持,在实践层面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亲、诚、惠、容"为核心内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的正确性与前瞻性。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加强主要由"10+3"构成的东亚区域合作力度,筑牢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中国在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拓展化危为机的路径。     

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

通过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需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先进技术和外国投资,从这一方面看,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存在相似点。但是,中国的实践仍体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从而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财富分配、外部竞争力的构建、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不足。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形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形成,在与全球化互动中发展。近40年来,全球化不断改变着中国,中国也日益塑造着全球化。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渐成风潮,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中国模式提供国际发展案例,"一带一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国方案贡献全球治理思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引领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与贡献,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