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

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立场,在百年中国宪政历史的脉络中,阐释了"八二宪法"的复调结构、改革属性以及演进逻辑。"八二宪法"的颁行既在于拨乱反正,又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政结构,因此内含着多重逻辑,特别展现为革命与去革命的二重奏以及主权的三重肉身,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去革命的改革宪法,四个修正案充分展现了改革宪法的属性以及内在演进逻辑,并旧瓶装新酒地内化出一种新的宪政设计。     

再说“《宪法修正案》修正了什么”——“法治”、“人权”入宪之断想

1999、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法治"与"人权"载入宪法。这不仅是对"法治"与"人权"的确认,而且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价值准则与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宪制与法律制度的逻辑问题。依据这样的逻辑,《宪法修正案》的根本涵义,就是要求对宪制与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以实现和巩固"法治"与"人权"。     

社会保障权之基本权利属性探析——基于学理和宪政实践的双重考察

社会保障权属于人权发展史上的二代人权,具有典型的社会权特征,是讨论社会保障问题的逻辑前提和基础.社会保障权从学理上分析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四个特征,是国际人权文件所确认的基本人权,也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保障权这一概念,但相关规定都在社会保障范畴之中,理当承认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基本...     

“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

本文从＂良性违宪＂学说的萌发,法学界对于该理论的回应,直至＂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说的提出,来对相关宪法变迁理论进行一个初步梳理和反思。文章指出：＂良性违宪＂行为的产生,除了宪法技术和分权机制的原因,还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突破模式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之宪法修改模式的相互冲突有关,而这种冲突的根源,则正在于改革本身;同时,这种表面上的冲突,实际上恰恰构成了改革时代宪法变迁模式的内在理路：从制度试验到推及全国到党的理论到宪法确认。     

从“道德宪法”到“政治宪法”——一种税权控制的研究视角

在“人民主权”理论成功解释“制宪权”问题的背后,却暗含着宪法权威之上还存在更大权威的内在逻辑紧张与悖论。为此,有必要解读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传统,谋求新的视角来获得理论补救。在从“道德宪法”到“政治宪法”的分析过程中,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和国家税权的控制一并进入到了宪法的视角,并成为“自由法治国”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必须以“财产权—限制财产权—限制限制财产权”为主线,超越民主程序的局限,谋求税权的宪法规制。     

"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四评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晚清以还,中国社会秩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与之相应,中国知识界在正当化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开始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这一运动至今已逾百年.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引进可以梳理出三个阶段,分别用梁启超、李泽厚、邓正来加以代表.百年来的知识引进运动,其内在逻辑是中国知识分子从盲目崇洋到主体突显的过程,因此在根本上也就是一个知识引进运动终结的过程.     

“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从“民族认同”到“宪法认同”——立宪主义视角下民族与国家关系之反思与重构

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是宪法认同的历史前提,但国家认同也仅是宪法认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宪法认同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认同,更内含价值认同。民族认同正是达成宪法价值认同的重要动因。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的进程不仅符合历史逻辑,更是在立宪主义视角下整合民族与国家关系时所需因循的认识逻辑。     

深刻把握“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与精神财富

作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十个坚持"是我们党对中国建设和发展道路探索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体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和力量源泉。要深入理解"十个坚持"的内容框架、生成逻辑与未来指向,必须坚持正确的党史观、科学的实践观、鲜明的发展观,要从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中来看,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从走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道路中来看。     

作为宪法义务的“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

文章通过回溯立宪史中相关条款的立宪原旨、宪法文本结构中的内在逻辑,旨在阐明宪法第52条"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被规定为宪法义务的意义所在。而该条款之所以被认为缺乏规范性进而须从宪法文本中清除,实际上也是对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间接适用性的误解。另外,宪法除了规范性的一面,还具有政治性和伦理性的特质,所以宪法第52条所具有的道义性和政治性的一面并不能成为其无法作为宪法义务的理由。     

先秦法思想之名学框架略诠——从孔子的正名主义到申韩的刑名之论

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实之论乃是诸学之媒介,常为诸子论政的形式性架构。儒家的正名主义发其端绪,法家的刑名之论曲备其详,典型代表了名辩思潮的政治化、实用化路径。儒法之名论,勾勒出从"秩序"价值到"赏刑"手段的名论脉络,且阐发了法律的"圣人制礼(或立禁)"的法起源论与"定纷止争"的法功能论,搭建出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基本框架。儒、法皆"贵名之正",无意于申说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反映,而贵乎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统制。故而,儒法之名论不单显现了轴心时代关于法律学说共通的逻辑言说,更揭示了毫无二致的"法自君出"之本质精神。     

诈骗犯罪中“冒用他人名义”行为的民法效力依据

南京李某“冒用他人名义”购买飞机延误险案的争论本质,是诈骗犯罪中“虚构事实”客观构成要件的“冒用他人名义”行为的界定问题。根据民法规则,“冒用他人名义”所表现的名义主体与实际行为主体的形式不符,并非当然地具有民事违法性,其民事法律效力应根据实质的二阶层路径进行评价。基于统一法秩序要求,刑法中的“冒用他人名义”认定应在民法二阶层评价基础上展开。具体而言,在主体资格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冒用他人名义”行为在具有民事违法性的基础上可能构成诈骗犯罪中的“虚构事实”;在主体资格开放性的法律关系中,单纯的“冒用他人名义”行为因不属于民事欺诈,而不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中的“虚构事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都"以人为本",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因为它能满足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节约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因为它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协调社会利益.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必要而危险”的权力: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

每个现代宪政体系都需要面对行政专权这种"必要而危险"的权力,对于新建的共和国来说,安置行政专权更是对其宪政建构的重要挑战。从民初一系列宪法及宪法草案文本来看,由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两大阵营的政治精英在应给予行政机关较大的外交自由裁量权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对总统的赦免权力进行制约的程度不一,在紧急命令权与紧急财政处分权等问题上更是形成了尖锐对立,并最终导向了宪法秩序的瘫痪。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1911-1912年的"大妥协"所造成的新旧势力共治结构的不稳定性。     

挪用资金罪中“归个人使用”的教义学诠释

与挪用公款罪相比,挪用资金罪的“归个人使用”具有独特的内涵,其独特性源于该罪的规范目的,即维护“私法领域中的身份契约制度规范”的有效性。只有违反身份契约制度规范的“个人决定”,才能损害身份契约制度规范的有效性,才能凸显挪用资金罪的不法。“个人决定”是“归个人使用”要件的题中之义,是挪用资金罪中重要的归责依据。挪用资金罪的“归个人使用”是指,个人决定将本单位资金供本人、亲友等自然人或者其他单位使用,并具有“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或者“以单位名义进行,谋取个人利益的”情形。     

关于匿名诉讼的立法思考——拷问实名诉讼的缺憾

不论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规则,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以实名的方式进行诉讼。不过,崇尚实践理性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基于案件的实际情况有时许可当事人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诉讼。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中应记明当事人姓名的规定已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民事诉讼法应该规定当事人具有匿名诉讼的权利,法院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规则,在当事人匿名和公开其姓名之间权衡利弊以决定是否同意当事人的匿名诉讼申请。     

“克隆”票据犯罪案件侦查研究

“克隆”票据犯罪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以真实票据为基础伪造出与其要素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票据,进行骗诈的犯罪案件。此类案件有两种情况:一是以真实票据为基础,伪造出与其要素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票据,使用伪造的票据,在票据有效期内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示付款、申请贴现、质押贷款或背书转让的犯罪案件;二是以真票据为基础,伪造出与其要素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票据,并不是直接用伪造的票据,而是通过与真实票据接触,伺机偷换票据,使用真实票据向银行或其池金融机构提示付款、申请贴现。“克隆”票据诈骗案件侦查除采用普通诈骗案件侦查的方法外,还可利用票据(包括伪造的票据)为线索,通过调查票据的原因关系、票据兑付、背书等环节进行侦查。     

“命”的语义分析与庄子的“安命”哲学

古汉语中“命”这个字有命名、生命、命运三重含义,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命”的深刻含义也就隐藏在这三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之中。“命”是对个人生命存在的限定或规定,是个人与社会环境和生活世界的联合体,关注“命”的问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他主张“安其性命之情”,可以称之为“安命”哲学,其内容包括对语言之“命”的悬置,对生命之“命”的保养,对命运之“命”的安顺。     

论“以人为本”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

确立“以人为本”为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首先对“以人为本”要从“名称式”的认识进入到“概念式”的理解;其次,对确立这一原则的理由要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高度;最后,切实的贯彻这一原则要从“抽象”转化为“具体”。     

On the Value of Constitutions and Judicial Review

In his thought-provoking book, Why Law Matters, Alon Harel defends two key claims: one ontological, the other axiological. First, he argues that constitutions and judicial review are necessary constituents of a just society. Second, he suggests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are not only means to the realization of worthy ends, but also non-instrumentally valuable. I agree with Harel that constitutions and judicial review have more than instrumental value, but I am not persuaded by his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this conclusion. I argue that Harel’s ontological claim is unsustainable, and that his axiological claim needs revision. Regarding the former, I show that constitutions and judicial review are only contingent constituents of a just society. Regarding the latter, I contest Harel’s specific account of the value of constitutions and judicial review. Harel grounds the non-instrumental value of constitutions in freedom as non-domination but, upon scrutiny, it emerges that their non-instrumental value lies elsewhere. Further, Harel holds that the non-instrumental value of judicial review stems from its embodying a right to a fair hearing. I argue that this right has non-instrumental value only under a particular set of circumstances. I thus conclude, contrary to Harel, that the non-instrumental value of judicial review is contingent on those circumstances obta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