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分析

欧洲联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其对外关系政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关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和平与安全这些根本利益 ,所以一直备受关注。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由于其突出和鲜明的政治意义 ,常见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中 ,相关的法律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文从国际法 (特别是条约法 )和欧盟法 (特别是缔约权 )的角度 ,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发展、相关《欧洲联盟条约》和《欧盟制宪条约》的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缔约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以期丰富这一领域的法律研究。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大国态度的比较分析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领域,欧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属于政府间合作性质,其发展进程既受到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英、法、德等大国态度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亦受到相关非成员国特别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盟国美国立场的制约。本文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具体分析英、法、德、美等大国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立场和态度,指出:英国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充当欧美之间的平衡器与调停者;法国作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最坚定的推动者,积极寻求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德国借助共同外交与安全建设,谋求欧盟政治领导和世界性政治大国地位;美国则主张在北约框架内推动欧盟有限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继续保持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     

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

统一后的德国在应对冷战后数次重大国际危机时的外交决策显现出了来回摇摆的特点.本文应用对外政策分析角色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德国在面对冷战后几次战争时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指出德国政策的摇摆是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角色冲突的体现,德国外交的角色冲突最终是通过以宪法法院判决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共识得到控制的,然而只要外部对德国的角色期望和德国自身的角色认知不一致,以及德国所遵循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处于变化之中,德国就会依旧处于国家角色冲突之中.     

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致性原则: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视角

一致性原则构成欧盟对外关系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欧盟对外行动的一项难题,其典型表现就是欧盟各支柱对外政策之间、欧盟机构之间以及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行动缺乏必要的一致性。为提高欧盟对外关系的一致性,《里斯本条约》在"去支柱化"、整合欧盟对外政策、协调欧盟对外职能机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不过,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依旧,整合后的欧盟对外政策目标过于宽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职能设计含糊,《里斯本条约》提高欧盟对外关系一致性的努力打了折扣。尽管如此,新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总体上为欧盟开展更加一致和有效的对外行动夯实了法律基础,并提供了未来进一步努力的原则和方向。     

东盟“大国平衡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运用

"大国平衡外交"是指不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利用各大国的优势、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对权力的追求,主动与其发展政治、经济、安全等全方位关系;同时,防止任何大国的势力过于强大,以实现大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均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南海争议业已成为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乃至整个东盟组织之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加大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重点平台之一。东盟组织与其成员国对于大国平衡外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目前,南海问题中呈现出的关注力量国际化、解决方法复杂化和权利诉求法理化,都对中国一向秉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方针提出了严峻挑战。     

国内政治与东盟一体化进程

自东盟成立至今,尽管一体化有所进展,但步履艰难。其原因之一是成员国内部复杂的政治环境。脆弱的国内政治生态及敏感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导致东盟成员国在主观上不愿建立一种以让渡主权为特征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客观上不能提供一体化进程所需要的强有力的核心推动力量,致使东盟内部分化加剧;统治集团的私利、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所导致的政治动荡都让东盟一体化进程面临重重障碍。     

欧盟对拉美政策:演变、机制与挑战

欧洲与拉美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政治渊源。从历史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拉关系经历了低潮期、磨合期、快速成长期和全面发展期四个阶段。在政策实践上,欧盟对拉政策既内嵌于欧盟整体性对外政策的框架中,又体现在专门针对拉美的地区外交政策上。就关系范式而言,"复合地区间主义"是欧盟对拉政策遵循的主要范式,具有结构复杂、相互依存度低和不对称的特点。在该范式之下,欧盟通过五大外交机制来保障其对拉政策的有效性,即峰会外交、联合协议外交、自贸区外交、地区伙伴外交和特殊外交。在关系性质上,欧拉关系具有"恩庇-侍从主义"特征,这一本质上不平等的互动模式已不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在对拉美新互动模式的探寻过程中,欧盟面临双方力量对比的结构变化、地区间层面合作动能下降、欧盟成员国价值取向不一、英国脱欧削弱欧盟影响力以及中国在拉美影响力上升五大挑战。     

务实主义的被动外交——欧盟南海政策的演进及未来走向

随着南海局势不断升温,欧盟于2012年正式将南海问题纳为《欧盟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指南》中的三大安全问题之一。从欧盟南海政策演变过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三大框架、逐步调整与完善以及稳中有变三个阶段,体现出政策的务实主义特征。尽管欧盟南海政策不断走向成熟,但成员国之间强烈的矛盾性以及外部压力迫使下的被动性是制约其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瓶颈。欧盟介入南海问题既有实现全球海洋战略转型的考量,也有对航道运输安全和经贸利益受损的担忧,近年来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警惕更是加速了欧盟南海政策的成型。在未来走向上,欧盟将在大方向上继续跟随美国,而具体方针则更具有欧盟特色;与此同时,欧盟南海统一阵线面临较大的内部压力,整体影响力将大为下降。事实上,欧盟核心成员国才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长远来看,南海问题将成为欧盟提升东亚安全事务影响力的备选牌,也有可能成为施压中国的"不定时炸弹"。     

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

欧洲化已经成为近年来欧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学术议题,它意味着欧盟框架下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欧洲化正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着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它不仅引发成员国诸多政策领域的欧洲化,而且导致其中央政府部门之间、部门内部部长与官员之间关系的变化,推动成员国政府机构不断调整决策方式,地方政府也出现了谋求更多自主权的趋势。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与前瞻

欧洲政治一体化经历了"欧洲政治合作"、"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三个发展阶段,使欧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然而因各国外交利益的不同道致欧洲外交政策无法步调一致,因此影响了欧洲联盟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里斯本条约》改变了欧洲联盟传统的外交与安全体系,创造了一个"金三角、两系统"的新格局,亦即建构"新人事制度"、"新外交决策体系"与"新外交行政体系"等,使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体系焕然一新。这种新格局下可能创造出来的外交能量,极可能增强欧盟的外交能力,使欧洲联盟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全球角色,这项变革将大大增加欧洲联盟成为国际政治新强权的实力,未来欧盟亦将因此对国际体系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以上发展值得深入研究与观察。     

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名实分离”:模式、成因与影响

一体化的深入推动着"欧盟政府"的架构日渐成形,但欧盟层面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机构仍然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和欧洲理事会"确定政治方向"的规定非但没有给出答案,反而使其更为扑朔迷离。事实上,在欧盟层面的机构运作中已形成了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以共享政策动议权为基础的行政决策模式:欧洲理事会行使着欧盟的行政决策权力,欧委会则逐渐演变为欧洲理事会的秘书处和执行机构。由于欧盟内部民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主要来自成员国,这种不同于条约文本规定的行政决策模式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但其结果是行政权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都得到实质性扩大,对行政权的民主控制和监督也被弱化。此外,该模式更进一步产生了欧委会的角色异化和小成员国被边缘化却无法得到制度救济的问题,从而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形成障碍。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名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承诺与对一体化深度的接受度之间形成张力的结果。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动因、角色与困境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移民、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同时受欧盟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动机驱使,欧盟谋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有意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虽然中东和平进程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取得成效最多的领域之一,但由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面临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多的是在经济援助上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进程仍被美国主导。欧盟想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体角色,需要突破自身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基于国际行为体属性和期望-能力差距两个分析概念,对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动因、角色与困境作一分析。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卫生政策

本文首先阐释了欧盟条约对欧盟卫生政策权限的规定以及欧盟据此采取的卫生政策措施与行动,继而分析了欧洲法院依据欧洲内部市场的四项基本自由原则以及竞争法所作出的卫生政策领域的判决,在此基础上指出,卫生政策的直接权限至今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在各成员国手中,但是欧盟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欧洲法院的判决已深深地渗透到成员国的卫生政策领域的决策自主权中,这一渗透过程虽然是不系统的、不连贯的,却是卓有成效的,它不仅打破了各成员国卫生政策作用范围的国家界限,而且对各成员国卫生体制和卫生政策的重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影响国会外交及安全决策的关键因素及冷战后的新特点

在外交及安全政策领域,美国国会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主体.冷战结束后,国会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本文从领导能力与领导作用、利益集团、舆论、党派政治和机构五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国会决策的关键因素,并重点探讨冷战结束以后这些方面出现的新特点,以求对美国的外交及安全政策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透视.     

欧盟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目标演进与制度因素

欧盟环境政策从积极应对环境问题,逐步发展到由环境推动其技术、经济、贸易,以及政治等全面的全球战略,同时环境政策也从共同市场的衍生品走向较完备的独立体系。政策目标的有效性使欧盟的国际地位及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得到显著提高,环境政策成为欧盟谋求全球竞争力和战略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目前拥有27个成员国的超国家组织,欧盟如何确保环境政策目标从欧盟层面到成员国,再到地方的传导和实施?本文在简要梳理欧盟环境政策目标演进的基础上,对确保欧盟环境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有效性)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法国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一、法国对发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立场1.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法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冷战的结束导致法国在国际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咄咄逼人     

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

面对一个更加联动、对抗与复杂的世界,欧盟推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以凝聚共识、维护共同利益。该战略以有原则的务实主义为指导思想,确定了联盟的安全、在东部与南部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复原力、对冲突的综合管理、合作性地区秩序以及21世纪的全球治理五大对外行动优先目标,力图建立一个更加可信、灵敏和整体的联盟。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成员国与外部力量的认可与支持。     

德国的以色列政策:基于道德义务和现实政治

长期以来,德国的以色列政策不单纯以道德义务或现实政治为出发点,而是两者共同影响着德国历届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阶段概述德国的以色列政策,然后剖析德国对以政策中的道德义务因素以及现实政治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只要在德国看来以色列的安全未受到威胁,德国出于自身国际定位、外交原则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日益在谋求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由于两国对如何能更好保障以色列安全有不同认知,未来德以关系的"正常化"依然面临根本性的障碍。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