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治理有效视角下农村基层党建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探讨——以长治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兴提出的二十字方针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具有相同性。无论是乡村振兴或是社会治理,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实现农村场域的振兴,现代化是必然要求。农村场域是重点、更是难点,必须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振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北大核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集中体现。经过五年规划实施,党建引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重要现象和基本策略,是乡村振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关键所在。何以如此?本文在理论层面借鉴“政治势能”理论和公共政策扩散理论,构建“政治势能传导—统合引领改革”的解释框架,立足“结构—过程”分析超常规政治逻辑下政治势能形成传递过程,沿着“制度—生活”阐释统合型实践逻辑下发展型治理模式形成理路。何以接续?基于大量地方创新案例和数据,本文凝练和提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多维一体创新机制,即价值引导机制、组织整合机制、项目运行机制、服务保障机制,以期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走向深入。     

注意力竞争与适应性选择：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兼论“伪创新”现象

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为赢得稀缺的注意力开展创新竞赛,却经常出现“创新悖论”“伪创新”现象。“伪创新”是与“实质创新”相对应的,集中表现为政府理性人由于注意力失焦、制度脱耦而引发创新行为的失范、异化。在基层治理的创新场域内,多个创新主体间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新决策的针对性,加之外部制度选择的弱适应性,易导致强创新意愿下的行为偏差与政策失效。为破解基层治理“伪创新”,需构建合理的注意力分配与高耦合度的制度体系,营造宽松的创新容错环境,提升制度韧性,再造基层政府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以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质突破与可持续发展。     

试论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的着力点

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补好农村警务这块"短板",既是落实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然要求,也是公安机关加强基层治安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推进之道有五,其一是强化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其二是加强"村寨文化"建设,重建乡村秩序和制度;其三是培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安意识,构建良性的治理场域;其四是加强政策引导,补齐农村警务建设滞后的短板;其五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构建数据驱动型的农村警务模式。     

论苦干实干型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层面所做出的重大决定,对推动农村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意义重大。只有要依靠乡村自身发展动力的提升来推动发展。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本质就是要发扬苦干实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依靠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振兴"去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才能将乡村振兴事业持续推进。     

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98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性治理的重要场域,多元共治是此类场域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选取全国98位“第一书记”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驱动型统合治理概念,用以阐释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实践机制及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人格化代表的执政党运用包含赋权型统合、经营型统合和动员型统合三大实践机制在内的驱动型统合机制,激活了乡村的政治势能、经济动能和行动效能,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共治格局。这体现了“政党驱动社会”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政党统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是交融互促的双向驱动关系,由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转换的逻辑解析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作为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联结场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起点与基石。治理单元创生设置、转换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先后历经全能型单位式单元、辖区型街居式单元、双属性社区式单元、次社区式单元等不同阶段。依托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转向具有"结构"与"历史"的双重逻辑,其在与宏大制度环境、政治变量序列、治理观念等动因的互构中,存续路径依赖的惯性,并在"关键节点"上产生制度断裂以实现基层治理单元的创生。因此,全程把握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历史脉络、剖析单元衍生转换的逻辑动因,对于合理设置治理单元、探索多元化单元形式,继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领导干部激励问题研究

基层领导干部作为维系国家与乡村紧密关系的重要力量,肩负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任,需积极发挥政策执行力、实践领导力和组织动员力,因此激励基层领导干部敢担当善作为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动态规定下乡村治理常提常新之议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视角,寻根溯源,找准基层领导干部激励问题症结;以基层领导干部个人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为根本路向,理性审视干部激励诉求,提出了"一个中心、两面兼顾、三维施策"的激励之策。     

我国高校毕业生基层任职的场域基础研究

组织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任职是国家主导的面向乡村的人才计划工程。计划在推进过程中需要肯定乡村基层场域存在的必要性，需要正确认识乡村基层场域的性质特点，需要从基层场域的“能量”释放、基层就业的利好政策扶持、来自城市发展的资源反哺以及高校毕业生主体的职业发展等方面夯实“基层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经典命题。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当前，中国式乡村治理中部分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乡村治理物质基础仍有短板、乡村治理法治化仍存“梗阻”等问题，均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囿。通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以强化基础支撑为保障、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为抓手等举措，为深度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叙永县创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思考

从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文化引领、坚持齐抓共管、坚持三治融合等五个方面总结了叙永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的创建经验及成效。分析了叙永县面临的基层社会治理压力、因病返贫等因素加重防返贫压力、品牌平台薄弱加重乡村振兴政策执行难、缺少民族元素加大保护开发利用难度、人才资源匮乏加重基层人员工作压力等问题。提出了叙永县创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创新思路,包括加强和完善基层党组织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杂散居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平稳有序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筑巢引凤”式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效防范和多元化解各类涉民族领域风险隐患等。     

革命老区何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

目前我国有关乡村振兴和革命老区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问题视角",而较为忽视"优势视角"的运用。因此,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何以实现"优势治理"作为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重点分析和探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优势治理的主要内涵、赣南苏区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和显著优势、赣南苏区乡村振兴实现"优势治理"的主要路径等内容,对于推动我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4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

社会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功能,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自主性和组织力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两个关键变量。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组织力两个因素出发,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治理型、独立型、寄生型和依附型四种类型。其中,治理型社会组织以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以公共事务自我决策、组织人事自我安排、组织活动自我协调的方式满足其内生治理需求,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治理目标。为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向治理型组织转变,进一步提升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治理效能,基层政府应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农村社会组织应积极推动组织能力建设;同时,要坚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现代化转型发展。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着农村地区经济活力不足、人才短缺、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应推动农村经济繁荣发展、注重人才培养、提升生态环境、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村地区现代化进程,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主题转换、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基于文献综述的分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现代化以来形成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的总体方案,是新时代指导乡村发展的指南。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从"农村改革"到"乡村发展"的主题转换。产业振兴、乡村文化复兴、农民社会保障和农业生态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主题。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构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机制。学界普遍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产业融合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四个方面着力。     

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亟待理清的四个关系

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治理亟待理清政府主导的一元治理与多元协同共治、公共服务供给与乡村美好生活需求、现代化的乡村规划与传统的乡土文化、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与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四个关系。为此,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建构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乡村精英、社会组织和企业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以村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处理好乡村规划与乡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关系,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现代化乡村;解决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