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运行模式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一项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监护和儿童特别保护的特殊理念.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也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各地的探索也因实施条件、方法等因素不同而使得实践结果呈现出多种模式 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多样性,有必要在对比各种模式做法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法律规制思路与立法构想.     

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化构建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刑罚个性化、犯罪预防等多种功能,为司法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准确定罪量刑、教育矫正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该项制度已被新刑诉法正式确立,并由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实践中尚存在着社会调查主体多样化、报告属性定位不明、内容单一流于形式等问题,阻碍了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实现。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社会调查的司法化制度,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档案封存制度等，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新刑诉法实施后，立足于解决检察实际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步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分析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开展已久,《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这是对司法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回应与产物。文章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属于品格证据,该制度的完善对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具有重大的价值,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再社会化,有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社会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实现。     

检视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之再探索——以W市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汲取了多年来的探索经验,在法律层面上设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2019年年末通过的《社区矫正法》第18条赋予了社区矫正决定机关调查评估的权利。各地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地进行积极有益的尝试。但对W市2017年～2019年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的研究中发现司法机关在运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调查主体多样化、调查内容欠规范、报告质量不达标、缺少异地社会调查及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调查员的诉讼地位不明确等问题。解决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司法机关完善和规范调查报告的收集、审查程序,明确调查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同时要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调查的理解和支持。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确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但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该制度的理解和运用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也未能发挥进一步细化的作用。应当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制度范围内，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具体措施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主体，以及社会调查人员的选任等问题。     

试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之构建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处于初期阶段，还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当对犯罪未成年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及严格适用简易程序等制度．系统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保护之实证分析——以云南省大关县为例

近年来,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保护不到位,使教育这一重大问题的成功解决出现了许多真空地带,本文以云南省大关县为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试图从完善法律制度、引入法律援助制度、未成年人行政申诉制度等几方面,对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刑事诉讼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章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它是坚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是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性的需要,是更好地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总结犯罪规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社会调查制度应坚持全面、客观公正、全程的调查原则。社会调查主体专业、调查内容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和审查判断的规范,是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权基本问题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权属于隐私权的一种,是特殊未成年人的一项特殊人格权。理论上对该项权利的立法目的、特殊性质、相关责任主体以及救济制度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或空白,影响了实践中对该项权利的理解和保护,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隐私是这项权利的立法目的,也是正确认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关键。该项权利在主体、核心内容等方面与其它隐私权存在差异,权利的责任主体不仅包括司法部门,还包括学校、企业等相关社会成员单位。此外,权利主体请求侵权人履行民事责任以及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也有助于保护该项权利。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部分冲突,应当理性去看待分析,通过实证的调查研究去判断是否解决这种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种冲突。     

浅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调查主体及调查内容．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针对性。但对此制度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调查主体职责划分问题．若只对法律条文作形式层面的理解，就会使该制度缺乏操作性，丧失其原本具有的实践价值。只有在遵循法条原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实质解释才能更加明晰调查主体、调查方式及调查内容等要件，进而构建出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体系。     

试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之构建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处于初期阶段,还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应当对犯罪未成年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及严格适用简易程序等制度,系统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授权范围不明、受案范围有限，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不明，案件线索少、调查取证困难，涉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确定难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未来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是，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明确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和起诉对象，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来源和调查手段，加强内外机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本土化理路及培育

从源头上讲,品格证据发端于英芙国家的证据规则,其在成人案件审理中受到较多限制,但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却有着较大适用空间.我国司法实践中,地方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中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品格证据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契机和条件.本文将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基本概念入手,探讨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基础和价值,进而从实践反思方面形成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的培育范式,也是对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本土化的理论尝试.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比较与重构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一项刑罚执行措施与罪犯瑰造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区矫正的特殊组成部分，通过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服刑工作的结合，可以矫正未成年人的行为及心理。解决未成年人服刑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立法系统性、管理制度独立性、对象适用广泛性、监管手段全面性等存在不足。可以借鉴国际社会未成人社区矫正经验，总结本土化的社区矫正谋略，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之实践路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弥合

为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避免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终身背负"犯罪者"的标签,为其实现再社会化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合法地位,这也为司法实践探索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撑。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实践路径丰富了该制度的内涵,有利于较好地设计该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和对相关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初探——以河南省基层检察院司法实践为视角

随着未成年人案件办案模式一体化改革进程的推进,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纳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也得到司法界的关注。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从救助主体、救助对象范围、救助条件、救助方式、救助程序设置、救助资金来源、救助数额以及配套衔接机制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的合理构建——从公安机关的职责与优势切入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贯穿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制度,社会调查报告是适用于各诉讼阶段的证据材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应当确立控辩双方平等的调查权,明确控方有权力、有责任调查,辩方有权利、有条件调查,最后由法院听取双方的调查意见,作出裁决。控方调查应由人民检察院主导,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人民检察院为辅的责任机制才合法合理,公安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秉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少年司法理论、强化辩方调查权利、法庭质证才能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之思考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导致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率和羁押率始终居高不下。如何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做到对城市未成年人和外来未成年人平等保护，一直是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中的难题。笔者认为，应当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取保候审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时建立调查前置程序以及审查逮捕阶段“适当成年人”参与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批捕率和羁押率，平等保护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深受儒家仁义道德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就是其中之一,古称"恤幼"。"恤幼"思想认为统治者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制度,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些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不仅为当时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预防工作指引了正确方向,为维护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科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