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调查主体及调查内容．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针对性。但对此制度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调查主体职责划分问题．若只对法律条文作形式层面的理解，就会使该制度缺乏操作性，丧失其原本具有的实践价值。只有在遵循法条原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实质解释才能更加明晰调查主体、调查方式及调查内容等要件，进而构建出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体系。     

描述、解释和预测: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三重使命

刑罚个别化及国家亲权理论,协同相关的法律规定,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社会调查贯穿涉罪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整个过程。然而,由于社会调查的目标不够明确,执行缺少规范,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多样、水平不一。因此,要树立调查报告的权威,应努力在社会调查报告中完成描述、解释和预测三重使命,推动制度与实践的良性循环。具体而言,第一要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对涉罪未成年人越轨的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进行现实的和历史的、个体的和社会的描述;第二,将其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状况中的具体因素与其越轨行为建立起联系,解释其行为发生的原因;第三,根据以上资料,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预测其犯罪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在综合以上内容的基础上,为司法机关进行定罪量刑提出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探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但是立法规定较为原则、模糊,不能满足司法实务的需要。目前,具体开展社会调查的依据主要是各地方性立法,社会调查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因而出现各种问题:合法性不足、调查主体专业性不够、调查报告可靠性不强。所以,可以从强制侦查机关启动社会调查、寻求专业化的调查主体、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参考的性质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建设。     

刑事诉讼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一章中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它是坚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是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殊性的需要,是更好地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总结犯罪规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社会调查制度应坚持全面、客观公正、全程的调查原则。社会调查主体专业、调查内容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和审查判断的规范,是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础。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运行模式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一项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监护和儿童特别保护的特殊理念.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也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各地的探索也因实施条件、方法等因素不同而使得实践结果呈现出多种模式 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以及司法实践的多样性,有必要在对比各种模式做法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法律规制思路与立法构想.     

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犯矫治中的应用——基于循证矫正理论的视角

以引入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结合当前在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运用社会调查制度推进循证矫正的实践探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论证在未成年犯矫治中引入社会调查制度和循证矫正方法的必要性，推动循证矫正理论的应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若干问题刍议

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的实践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但是由于一直缺少法律规定,所以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的过程中,有关调查主体、调查程序、调查报告的撰写等没有统一规范,全国各地做法各异。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做了明确统一的规范,但对社会调查的细节依然没有规定。因此,围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社会调查程序起点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社会调查制度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原则.社会调查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境)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地方司法机关进行有益的尝试.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着调查主体、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应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国家监护和儿童特别保护的特殊理念。实践中也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内容、程序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诸多经验，但各地的探索也因途径、方法等不同而使得实践结果呈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归纳了社会调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若干疑难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特殊侦查方法在洗钱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当今世界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洗钱犯罪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和人们的个人财产遭到严重损失。2012年我国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内容,这是我国侦查诉讼法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公安机关、检察院侦查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提供了新的侦查方略,主要包括技术侦查、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3种特殊侦查措施,以及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两种传统秘密侦查方式。这5种侦查措施为洗钱犯罪的侦查带来了重要的实用价值。     

有广泛社会影响案件相关问题探讨

有广泛社会影响案件隐藏着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折射出刑事案件对社会、法制、政治的巨大影响力,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我们处置有广泛社会影响案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思想上敏感程度不高,在处置技巧上能力欠缺,还跟不上形势需要,在取证的能力上、现场勘查的水平上、办案的程序规范上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距离实现法律、社会、政治效果三者统一还有很大的差距。提高处置有广泛社会影响案件能力水平是当前刑侦工作的重大课题。     

对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思考——以经济犯罪案件初查为视角

经济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凸显出经济犯罪侦查初查的重要地位,经济犯罪侦查初查折射出我国受案、立案制度的缺陷:立案规定与侦查实践的不协调“、立案前审查”的规定与初查实践的不协调、秘密侦查规定的缺无与司法实践的不协调。应当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客观把握侦查工作的规律,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的受案、立案制度:立足实践需要,使秘密侦查有法可依;反映客观规律,科学确定启动侦查程序的条件;适应时代要求,完善对侦查权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审前社会调查与社区矫正的适用

随着社区矫正的全面试行,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与大众的认可,其文明、进步、人性化的表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刑罚制度的不断进步.人民法院在进行刑事案件的判决和裁定罪犯的假释时,推出了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改革措施,意在加大社区矫正的适用比重,以从源头上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力度.     

侦查法治化的十大理念

侦查法治化包括侦查理念、侦查制度和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其中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居于先导地位,既是侦查立法、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执法、司法实践的精神指南。我国在推进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倡导和坚持十大理念,即法律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权力制衡理念、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理念、审判中心理念、证据为本理念、文明执法理念、适度公开理念、国际接轨理念。     

我国"私人侦探"的若干问题

目前,我国各种形式的"私人侦探"或公开或隐蔽地存在人们生活中,而这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冲突.在我国,法定意义的侦查权是不能由私人享有的,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从事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相关调查活动."私人侦探"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不应也无必要设立所谓的"侦探业".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相关办法解决群众需要、市场需求的问题.     

论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

侦查工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侦查活动的技术原则和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原则,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将侦查活动视为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重视侦查活动的技术性原则的研究与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达到侦查的目的。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论争与选择,侦查程序不仅要符合目的理性,更要符合价值理性,侦查程序与行为的法治化是其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确立侦查程序的法治原则,目的在于从法治的角度确保侦查行为的有效性、正当性、合法性,它应当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正义与效率等各种价值高度协调的结果。     

诱惑侦查之立法困惑——新刑诉法第151条的相关问题讨论

为了惩治犯罪的需要,现实中侦查机关经常采用有关人员隐蔽身份搜集信息、获取证据的手段,但是刑诉法中一直未见其相关规定。实践中的频繁运用与法律上的空白规定不符合目前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新修订的刑诉法在"侦查"一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作出了相关规定,对此种侦查措施进行法律调整。然而,该规定仍然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比如其在章节中的位置问题、但书的内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