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

行政紧急权具有集中性、扩张性、程序的简化性三个属性。因此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对行政紧急权力的规制变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行政紧急权的属性予以分析,阐明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法治应通过行政程序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更确切的说,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     

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规制

行政实践中存在着行政程序违法、行政程序不当和行政程序错误等情形 ,这些情形可统称为行政程序瑕疵。基于程序的独立性和程序权利义务的独立性 ,应独立地认定具有行政程序瑕疵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并给予行政内救济、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三种途径的法律规制。     

试析我国抽象行为规制程序的完善——以《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一条为准据

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一条实际上确立了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问题,其实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从当前我国已有的法律来说并不缺乏对其制约的法律规范,缺乏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程序,本文试图从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制程序进行探讨.     

浅议行政程序制度

现代行政法要求行政主体在相对人的参与下严格按行政程序做出意思表示 ,即要求行政行为程序化、行政程序制度化 ;以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建设中的行政程序法典应考虑包括以下行政程序制度 :情报公开制度、告知制度、听证制度、职能分离制度、不单方接触制度、回避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时效制度等。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是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内容。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为在行政程序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行政相对人参与是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 ,行政相对人的参与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具有正当性 ,行政相对人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行政法规、行政政策的施行。     

以公共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建构

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核心而构建,区分行政活动的行为形式和法律形式,以行为的“法效力”确定行政法的介入空间和限度.这种学术体系适应了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传统法治理论.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活动既要遵循以个体权利保障为核心的法律形式理论,更要适应国家任务转变和行政活动方式拓展的现实,建构行政任务导向的现代程序架构.公共听证因其程序开放、信息公开、利益互动、责任共担而成为现代行政程序的核心.     

行政机构设置程序研究

当前行政机构的设置大多处于随意性和非理性的状态,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行政机构设置程序的缺位,行政机构设置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受到行政组织法、行政机关编制法和行政程序法的共同规范.行政机构的设置需要遵循提议、论证、审核、批准、公告等程序.对于违反程序规定者,要依法追究其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是法律责任,以确保行政机构设置的依法进行,从而保障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行政强制措施内涵的界定及程序规制

行政强制措施的涵义和范围至今还存在诸多的分歧和争议,分析、比较现行各种观点,其分歧点主要在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上。行政强制措施由于具有诉讼意义,所以在其内涵的界定上,应将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排除在外,暂时性、非终性是行政强制措施的本质特征。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规制,则应科学分类,分别进行。     

关于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亟需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典,对行政权力的运行加以程序规制,防止权利滥用,增强行政相对人的民主参与。 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以公正为主、效率为辅的法典,立法模式应当是实体程序合一型、类别型、复合型的行 政程序法典。     

中国行政规制的合理化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发展阶段不同,行政规制改革的背景和步骤也不同.但是,各国的行政规制改革,在目标上却存在诸多相同性——其共通的目标就是规制的合理化.在中国,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行政规制的核心任务,是推进整合优化规制系统,以解决行政规制合理化问题.改革的指导原则应当是落实行政程序的三大基本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和公开原则.具体推进行政规制的改革,则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深化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注重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制度建设.完善行政规制的法制建设包括三大部分,即行政规制决策、行政规制运行及行政规制监督和责任.这三方面的法制建设完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行政规制的法制度.完善行政规制的关联性制度建设,涉及许多领域,其中特别重要的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及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公务员制度改革等.中国的行政规制改革,应当立足于《行政许可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所确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基本原则,切实地依法推进.     

论契约自由原则在行政契约中的运用

随着现代行政法理念的转变,契约自由原则作为行政契约的一项重要原则得以引入到公法领域,其在具体的运用方面上显然会与私法领域的契约自由原则有较大差别。行政契约具有行政性和契约性的双重特性,行政契约的契约特性正是通过契约自由原则体现出来,所以,只有加强理论的研究与立法的完善,在保证行政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规范而不失灵活地在行政契约中运用契约自由的原则,才能更好促进行政契约的发展,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最终实现民主行政、服务行政的理念。     

行政契约及其司法救济

随着行政法的发展 ,单一的权力手段已不能适应现代行政的要求 ,行政契约作为一种富于弹性的行政管理方式 ,为各国竞相采用。文章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契约立法 ,论证了行政契约的法理基础、适用的规则与范围 ,分析了行政契约司法救济的特点 ,可望为构建我国科学的行政契约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大陆法系行政合同制度刍议

行政合同是现代行政法上较为新型的一种实现行政目的的法律方式之一。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各国有着相当丰富的关于行政合同的理论,但各国在行政合同的概念与种类、行政合同的缔结、行政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行政合同的履行、解除与救济方面的理解与做法却各有不同。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将为我国行政合同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行政程序之行政伦理价值简论

行政程序与行政伦理具有终极意义上的共通性。评价法律程序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的程度。行政伦理从内在道德机制上保证行政行为的“善”,行政程序则依赖外在的法律强制行政行为“合法律性”。在行政程序中建立起尊重与信任、沟通与参与、监督与责任机制,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保障。     

论行政合同的概念和特性

行政合同已成为现代各国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笔者认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职能的新型方式,能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是一种行政行为,同时具有行政性和合同性。     

关于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合同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权力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强权力行为,还是弱权力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行政合同本身较为复杂,如果对其只在某一层面或者某个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很难全面认识和把握其本质。为了全面、深入地揭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加以解析。基于此,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大致可以界定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对行政指定的行政法学批判

在现实的行政实践中,行政指定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政行为,其实质是行政推销。行政指定行为缺乏行政法依据,是一种超越行政职权、违背行政法原则的违法行为。它不仅容易滋生腐败、扰乱市场、危害用户,而且还自损政府形象,最终受害的是政府和人民。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法治行政价值

现代法治包含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形态,相应地,法治行政也展现为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拟作出不利决定时应当依据一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理由;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存在与运行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针对行政主体所持的理由是否真正合法或正当而予以有效抗辩,从而有力促进了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的生成。     

行政合同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合同在我国已被广泛运用,但行政合同的诉讼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行政合同案件应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对行政合同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应该考虑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和契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