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归纳与探讨

国家政权建设最早来源于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现象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后被中国学者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将国家政权建设看作一个过程,探讨这一过程的动机、方式、微观行动者,及其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基层政权,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四个视角: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政权、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精英。四个视角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关于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范畴,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基层人大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开拓民间法的政治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内的分权通过市场经济而迅速扩展开来,为我国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使我国的政治形态[2]和治理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国家与社会出现了新的互动[3],社会公共力量在逐步成长。本文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试对当前基层人大建设存在的问题予以讨论。一、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基层人大:困境与转变1.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难题纵观近现代以来乡村社会治理的变迁[4],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依靠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向下延伸来进行的,其结果是…     

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实践进路及反思

国家与乡村关系是关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有两种实践进路: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现代—传统"关系,表现为通过现代城镇及社区取代传统乡村,通过"资源下乡"和升级达标任务改造传统乡村,通过现代认证和个人权利保障解构传统乡村;另外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政权—社会"关系,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完成了组织载体层面的建设,但现代治理规则层面的建设还没有彻底完成。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国家进一步对政权建设的组织载体进行强化,并不断将现代治理规则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既需要对支撑"发展主义"的"锦标赛"体制进行反思,也需对行政体系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趋势进行反思。解决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起联结国家与乡村的"中间层",夯实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利的平等协商机制。     

"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等有关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的探析。这些研究为＂国家在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舶来品＂,＂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学术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检验。     

梁漱溟的政权观及其借鉴意义

梁漱溟先生关于政权的观点,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亮点。他对于国家政权的基础、职能、组织机关以及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均有阐述,并且躬身实践,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实验区建立了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政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实践与政治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框架,逐渐被政权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建国实践所取代。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实践中通过确立合法化的政治权威,确立新的政治架构及政治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民主政治的新生等措施,大大推进了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路径选择——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

村落政治权力是村落政治的核心。如何整合村落政治权力成为影响村落政治发展或变迁的核心要素。通常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存在两种维度,即国家政权建设维度和村落内生秩序维度,而实现两种维度的衔接则是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及实现村落善治的理想路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呼唤乡村(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出现一些新的要求或特点。比如,强化乡镇党委在"乡‘政’村‘治’"中的影响力;发挥党支部在村治过程中的执行力和决策力;加强对村治机构负责人思想政治的考核与审查;充分发挥村民在村治过程中的监督作用,等等。而"三治融合"模式的提出和实践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提出了新的路径。     

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杜赞奇的解说为切入点

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state）是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构建现代国家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杜赞奇的解说为观察点，通过对“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诠释“国家政权建设”新范式的分析，试图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些许条件。     

理解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宏观与微观的互动——兼评李斌、张德元《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乡村视域中的历史实践》

现代国家的构建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理解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道路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中国并指导我国国家建设。李斌、张德元合著的《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乡村视域中的历史实践》就是一本阐释中国国家构建道路的著作。该书围绕现代国家构建这一宏观命题,建构了"基础性权力的拓展"、"乡村政治整合的深化"以及"县乡政权监控的强化"三个维度对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具体的微观机制,通过分析发现巧妙链接宏观命题与微观机制的恰好是中国共产党。总之,该书是理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一本佳作,借助此书有利于我们从历史学和政治学两重视野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国家何以构建、从何而来以及要去往何方。     

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国家政权建设”范式与民国时期地方政权研究

“国家政权建设”是西方学者解释欧洲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主流范式,西方一些汉学研究学者使用这一范式作为理论背景来研究20世纪中国的地方政权与基层社会。本文对这一范式能否适用于中国地方政权研究进行讨论。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权在中国缺乏宪法意义上的明晰界定,而中国地方政权结构与能力的多样性,使得“国家政权建设”失去了西方原初的内涵。故本文主张用“地方政权建设”来解释20世纪前半期中国地方政权性质、结构及行为的转型过程。     

《岭南学刊》2021年度重点选题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新动态新趋势研究,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历程与经验研究,5.新时代以党建工作引领基层治理研究,6.强化党的基层组织政治功能研究,7.党内法规体系研究,8.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新挑战研究,9.中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研究,10.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研究。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本文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民族复兴的健康政治学:背景、框架及意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强国强种"的健康政治实践,为中国健康政治学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积累。以此为背景,从健康政治哲学、健康政策科学、健康政治发展史、健康政治社会化和比较健康政治学等方面,可以勾勒出中国健康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框架。与西方生命政治学不同,中国健康政治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业已获得解放的生命为对象,以尊重人和确立人的发展的优先性为价值前提,以服务民族复兴的健康政治实践为基本使命,对于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命沦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弊端,摆脱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的生命政治学对生命政治异化无能为力的困境,均具有一定意义。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中国农谷·带头人”第五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2016湖北峰会

正本次高峰论坛以"共建共治共享——探究美丽乡村建设共同体"为主题,对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美丽乡村建设将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向基层延伸、落实,对于实现国家善治,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政权属性更新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

从历史延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发展型政权再到服务型政权的转变历程.革命型政权对统治型政权的替代使中国真正踏上了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解放之路.发展型政权的确立为强国富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则是开发政治资源和巩固执政基础的新的战略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战略体现为发展型政权与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文以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指出乡村旅游中"乡村性"缺失的核心因素是城镇化进程。然后重点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以期探讨我国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出路。具体研究思路是:从城镇化的空间进程出发,通过扩散的时间过程与时空相结合,以其与乡村旅游的自然环境生态关系、文化融合和景观变迁的整合情况,来分析其复杂的相互关系,进而形成一个相对严密的影响分析框架,得出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道路的三条途径:生态路径、文化路径和景观路径。     

法律、志愿服务组织与国家政权建设——以上海志愿者法律服务组织为例

当前学术界在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框架解释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适用性方面存在争议。本文认为,近年来的中国社会改革,至少在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地区,已经在很多方面带来新原则、新规范、新关系和新制度的扩展,公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护,统一的行动规则——法律体系——基本确立。因此,国家政权建设在城市基层社会有所推进。本文重点以上海当前引起各方关注的志愿者法律服务为例,说明社会志愿组织在促进法律深入城市基层社会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