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的批判与超越: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政治哲学解读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深刻批判了拉萨尔主义者所主张的劳动所有权理论和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在分配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分配问题,不能仅仅囿于正义、公平等政治哲学范畴,而必须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     

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四重向度——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所有权、自由、平等、功利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四个关键词,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所有权与正义、自由与正义、平等与正义、功利与正义这四重向度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权利悖论"进行了立体化分析,深刻揭示了自由主义正义和资本逻辑既相互耦合又相互否定的辩证关系,指认了自由主义正义观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主体双方意志自由、契约自由的观念体现,他们服务于且遮蔽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与自由主义正义观不同,马克思从超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视阈和价值基点来重新思考自由、平等、正义的真实实现,从而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超越。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理论,提出了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和对资本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不以构筑正义的一般理论为目的,而且关于正义本身的争论也不在问题意识之内,但正义的问题关系到马克思理论架构的核心.因为,他的经济学不只限于说明经济现象,而是通过说明现象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不单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还要揭露其否定性.因此,马克思的正义问题的焦点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非正义的前提批判——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考察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非正义的前提批判是对前资本主义交换的批判,它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可交换劳动能力的批判。劳动能力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使劳动者具有"自为性"和"为他性",是劳动与财富分离的首要条件。其二,对货币内在矛盾及其所有者"致富欲"的批判。货币通约一切使用价值的"质"与现实中始终是一定"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货币所有者的"致富欲",是财富增殖的根本动力。其三,对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的批判。货币与劳动能力交换是劳动与财富分离的重要途径,也使象征资本主义正义的所有权、自由与平等走向自身反面。马克思基于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视角,从前资本主义的交换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分配非正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正义观的涵义发展路径及其当代性

分配正义问题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社会主义探索的主要线索,但是马克思的批判又并非局限于分配正义。在其早期,马克思没有将批判的视野局限于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转向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入手去探索问题发生的历史轨迹。在其晚期,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局限性,今天我们需要理清马克思以正义问题为核心批判资本主义思路的发展。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及其中国语境启示

自由主义正义传统受制于历史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始终秉承维护特权阶级利益、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终极价值指向,终难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具有抽象性和虚假性的"形式正义"的桎梏。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无产阶级立场寻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之路径,以政治经济学为批判工具,揭示了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资本主义实现方式及其历史局限性,致力于从更高级的"异质社会"层面思考人类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实现问题。秉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旨归,马克思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作为正义社会的实现路径,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作为正义社会的根本分配方式,其正义观具有"实质正义"的性质,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及超越。马克思正义观作为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公平正义理论,对我国现阶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的批判

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诉诸永恒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认为正义的实现主要是分配制度的改良而非消灭私有制的革命,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并非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而是实现向小私有制的复归。马克思在批判庸俗社会主义正义观的基础上,认为正义的性质不是源于抽象的永恒的正义观念,而是植根于经济关系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规范;正义的主题不仅仅是财富和权利的分配,而是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合理化;正义的实现不是某种思辨正义观念的自我运动过程,而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化与思考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化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这不仅表现马克思经意识形态纳入"观念上层建筑",并阐述其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且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批判和资本主义拜物教这一意识形态"替身"的深刻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进一步实现了由"外在"的批判转向"内在"精细的分析,意识形态也从高高在上的天国被拉回到世俗世界中。     

历史之谜的解答: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逻辑互动

历史之谜的求解进路及其科学结果，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批判和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之间的张力同构。马克思将“历史之谜”提炼为人同自然、同社会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义理阐发和现实导向之间的深层关系为立足点，以人的劳动本质为切入点，探寻到异化现实“必然构成”的破解之道。以“历史之谜的解答”为研究视域，厘清意识形态批判同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之间的逻辑互动，对于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挖掘马克思主义现实价值，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位阶

马克思正义观是复调的，这种复调性是一种分层和位阶关系。由于分配正义只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其在马克思正义观中处于初级位阶。马克思在分配正义上不但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正义观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正义观，而且建构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正义观。分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环节，这决定着它会被更高的位阶——关系正义所统摄。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支配性，同时以“自由人联合体”为载体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互依性社会关系。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要素而存在的，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即从属于处于高级位阶的发展正义。     

数字资本主义与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路径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态，创造了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数字空间，其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也呈现出全新形式。资本与技术结合的新变化催生了精神政治这一全新的批判命题，精神政治成为虚拟空间中的生命政治。在虚拟空间的生产方式、劳动过程、技术规则和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精神政治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表现，是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结合在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全新统治术，带来了整体性、广泛性的精神危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精神生产理论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虚拟空间的精神政治提供了基本方法，同时对我们正确认识和批判当代西方精神政治学思潮、促使“虚拟空间”向超越资本主义精神政治方向转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生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劳动哲学思想的多维审视

马克思始终从本体论高度理解劳动与自由的关系,认为真正的非异化劳动可以实现人的有限自由,其内在的根据在于劳动内在的目的性。首先,他将自然的因果性转变为被设定的自由因果性;其次,他通过对劳动与财产(所有)权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分析,表明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最后,他认为通过劳动交换实现互利性正义的设想只是一种法权意义上的权利要求,它既没有质疑市民社会的生产前提,也没有认真对待个人的尊严。在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人们通过劳动不仅要真正实现互利性正义,还要实现对每个个体的尊重。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学界共识于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完成了意识形态术语革命,多数学者也都相信存在一个马克思终身抱持的意识形态观,却争论于这个观念有何本质规定。这既是因为马克思没有提供关于意识形态的明确定义,更是因为研究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实际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批判工具,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主要轮廓和基本内涵还是比较清楚的：贯穿着从副本到原本、从抽象到具体的批判逻辑,在否定性上是“颠倒的世界意识”,在肯定性上是“意识形态的规律”,在整体性上是“观念的上层建筑”,在具体性上是“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原——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悖论”的批判与超越

塔克提出"资本剥削劳动是正义的"并冠以马克思之名,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倒逼着人们回到马克思,开启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赞同派,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产生了"正义悖论"。悖论在割裂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进路的基础上,造成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破除"正义悖论",需要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结合。     

驳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

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布坎南以"正义无用论"为逻辑内核,以"内在批判说""革命动力说"和"外在批判说"为外层框架,重构了马克思的正义观.虽然这种重构有某种新意,但是也存在明显的误读倾向:其"正义无用论"存在理论错误,"内在批判说"需要进行重新审视,"革命动力说"曲解了马克思的观点,"外在批判说"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布坎南站在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上,试图先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观,然后指认这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再对此进行批驳来凸显抽象权利和正义观念的价值,实质上这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的立场和方法,实际上已经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马克思自由观的双重向度及其现代性意义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自由观的双重向度,这双重向度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得到整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马克思对自由的哲学界定内嵌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剖析。经由这一剖析,现代性自由观念的哲学向度和政治经济学向度之间的张力关系呈现出新的辩证逻辑,马克思自由观的现代性意义进而显现出来。一方面,它以哲学的向度揭示了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为现代性自由观念的自我革新奠定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它以政治经济学的向度揭示了资本与自由的辩证法,为在现代社会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探索了合理路径。     

马克思“不平等批判”的辩证解读及当代启示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在社会批判中运用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解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平等批判”的重要抓手。具体而言，借助范畴辩证法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平等交换”之不平等本质的揭露；经由社会历史辩证法可以澄明马克思“不平等批判”的价值尺度；通过否定辩证法则可以理解马克思对实现普遍平等的主体与现实路径的思考。从唯物辩证法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对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相关质疑与诘难作出回应，建构起对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正确认识，并以此认清新自由主义平等观的意识形态本质。这也为守正创新地阐释共同富裕的平等意涵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及其对“中国之治”的启示

马克思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高度思考正义问题，基于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实现了向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航标的“人的发展”的正义转向；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创造中理解“社会发展主体”的正义性。其思想围绕“人”这一“衡量万度之尺度”展开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蕴含着对人的主体性、实践性和价值目标的思考，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为指引，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以“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并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个人消费品应坚持按劳动力价格进行分配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要实行按劳分配，即按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长期以来我们为了使现实经济条件与马克思的这个设想一致起来，不断在生产关系即公有制形式上作文章。事实上我们所坚持维护的“按劳分配”在理论上离马克思的设想相去甚远，在实践中则形成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按劳分配，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全社会统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劳动者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没有商品货币关…     

空间发展悖论——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判

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场域,承载着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轨迹。马克思在相关著作中阐述时间维度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对空间问题进行了论述。其社会空间批判思想不仅揭示了空间发展的内在悖论,也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识。生产性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出场语境,构成了空间悖论的首要前提。通过对城市空间和全球空间的深入剖析,马克思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认为其不仅是对个体空间的占有和侵蚀,也是引发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这是空间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走向的空间悖论,也是生产方式本身无法逾越的空间界限。资产阶级正是借助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实现了"空间中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生产"的内在转变,建构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全球空间发展机制。唯有超越空间悖论之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建构平等正义的空间秩序。马克思的空间批判思想对于实现人类栖居都市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