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价值：数字化治理的两个维度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成为必然。技术与价值成为考察数字化治理的两个基本维度。作为技术的数字化治理，能够优化治理流程、改造政府机构，甚至重组政府组织，因而有效提高了治理效率，提高了政府的治理能力，然而，技术维度的数字化治理是以治理者为中心的治理，它关心与关注的是治理者治理能力的提升。数字化治理必须引入价值维度，即数字化治理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其进一步的逻辑延伸就是以被治理者为中心的治理，数字化治理的最终指向应是建立以被治理者为中心的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逻辑与风险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其影响力和内在优势也逐渐显现。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特征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开始被引入城市治理领域,并在融合和应用中推动城市治理转型。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应用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数据不开放风险、主体不平衡风险和技术不确定性风险。转变城市治理理念和技术理念、健全治理体系和政策规划、建立健全防控体系、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等,有利于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应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平衡性和协同性,也是推动城市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路径。     

现代性构建中的乡村技术治理演化逻辑

技术的深度嵌入是传统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区别之一，技术化也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乡村治理需求、治理组织能力、可用治理资源充裕度的变化，技术日渐深入地影响着治理格局并逐渐嵌入其中。目前，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技术运用在民主活动和内生性公共事务管理中仍显不足，但是在社会流动性增加和有效治理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乡村治理组织对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正在提升，技术治理将超越政策执行过程，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要件。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挑战与回应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改善了政府治理要素和政府治理结构,而且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和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革命性意义,但是人工智能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一些问题,对已"格式化"的治理技术、行政伦理、科层法治和社会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科技挑战"和"人文回应"两个断面与四个角度来正确理解和认真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在治理技术方面,面临工具魅惑和算法魅惑,需要进行理性回应;在行政伦理方面,面临人性冲突和道德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回应;在科层法治方面,面临关系失范和行为失范,需要进行规制回应;在社会安全方面,面临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需要进行责任回应。总之,完美释放"人工智能+政府治理"的效能,需要在科技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并作出有效回应。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本文探讨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这一主题,在描述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基础上,回顾了政府治理变革技术基础的历史,进而评述大数据与新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务微博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研究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多方面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强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本文以江苏省政务微博为例,探究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中的现状、问题、成因与对策,以促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技术赋能、制度变革与精准治理: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构建出一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社会形态。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技术治理的提出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通过技术赋权,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治理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使得精准治理成为可能。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并非总是按照逻辑运行的,技术治理困境可能制约治理效能的发挥。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基础,对社会治理元素的数字化改造,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融合,客观地认识到技术治理的边界,是保证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要求。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本质特征、基础逻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文提出算力驱动新质生产力,系统阐述了算力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理论逻辑,深入洞悉了算力引领人类社会迈向数智文明的发展趋势,探讨了算力、新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并立足新质生产力视域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算力正在加速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力量,引领生产方式从工业化社会向智能化社会转变,是塑造未来新发展格局的决定性变量。算力与数据、算法的交互融合,正在催生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的新质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算力生态的创新与应用,形成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算力驱动的智能革命正在重塑经济运行规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理念等,成为数字化时代国家治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由此,本文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立足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视角,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既要在算力基础设施、算力生态以及核心技术跃迁等方面加大战略布局,又要在基于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最终形成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有机结合的发展新格局。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依据政策转变和时代命题，围绕“社会治理现代化”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回顾相关学术成果可见，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定位、意义、内涵、目标和路径等方面，阐明了党和国家关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框架，回答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构建，回应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变革需求的时代挑战。与此同时，在本土理论构建和经验建制方面存在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路径有待整合、理论深度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学界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指导思想、话语体系、历史文化、国际经验、现实问题、前瞻视角六个方面深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刍论政府数据治理模式的构建

数据作为一种新变量正在嵌入政府治理过程,打破旧有权力关系平衡,为解决政府治理顽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新视角。在数据技术驱动下,政府数据治理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是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体系的新范式,同时也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趋势。探讨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构建,可以为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行动指南和价值评价体系。依据权力定位、结构安排、运行规则、外部环境,政府数据治理模式构建框架可分为:以政府数据资产和数据权为中心的核心层;基于政务逻辑优化基础上政府数据资源体系结构层;数据开放共享与应用的运行层;系统外环境与文化因素组成的外围层。     

公共危机治理中参与主体协作机制的构建

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公共危机参与主体的协作机制。本文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以政府、社会为逻辑起点，分别对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间、社会间、政府与社会间协作障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特别是在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新境界方面,提出了重大创新性要求,为新时代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应着力加强党的领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时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现阶段,我国基层社会事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让党的领导在社区治理中落地生根,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区治理体系,更需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主体,领导社区多方主体共同发力,大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