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角色转换

行政审批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 ,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以书面证照或其他方式允许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行为确认某种权利或授予某种资格的行政行为。我国将要进一步改革并完善行政审批制度 ,但只有改变政府角色定位 ,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有效型政府”转变才能够使行政审批制度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使行政审批制度成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而有效的手段。     

预防视阈下告知承诺制中责任保险制之引入

告知承诺制作为对传统行政审批方式的创新,在实践中展现较大制度活力的同时,存在着三重层层递进的风险。底层制度设计上存在合法性风险,合法性风险会造成大规模侵权风险的释放,进而诱发国家中心主义下的行政“赔偿”风险。责任保险可以平衡告知承诺制改革的效率与安全,具有引入告知承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践中,存在大规模侵权风险管理意识滞后、政府定位价值偏移等问题。从厘定承诺制适用的边界、按照风险类别打造不同的责任保险适用模式、优化制度安排以及利用政策的高位推动等途径可以有效提高责任保险对告知承诺制的风险管理能力。     

浅议行政执法中的告知制度

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行为的理由、依据、内容和救济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行政告知制度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不执行告知制度的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保证行政行为的告知程序的准确、及时、便捷、有效地行使,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行为的告知义务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内容完整告知;第二,依法定程序告知。     

创新“行政提速”促进科学发展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襄樊市坚持以“坚定信心、科学发展，增强省域副中心城市综合实力”为主题，以打造“阳光新政”为抓手，以优化环境促效率为载体，创新行政审批流程改革机制．加快“行政提速”，推动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论行政相对人之程序对抗权

程序对抗权应该是行政相对人在遇到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主要是程序法律）而采取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对抗违法行政行为的权利。程序对抗权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尚待完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和“控权论”是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的法理渊源。我国对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在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立法和行政实践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多元价值体系下的行政指导

对行政指导进行价值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作为一种制度与秩序、正义、自由、平等、效率五种价值有相同意趣:行政指导以建设稳定、普遍、和谐的生活秩序为基本出发点;它使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正义的旗帜下各得其所;行政指导具有促进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双向功能,在具体指导过程中,私益与公益、选择与裁量能保持相对平衡;为实现公法状态下的平等,行政指导为相对人在地位、机会和结果三个不同的层面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行政指导与现代行政的效率原则也并行不悖,多种优势造就了行政指导高效、节省、全面、持久的效率模式。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应当重新审狈行政相对人的地位，打破原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对立的思维定势，挖掘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使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社会连带关系中形成良好互动，增进了解，消除隔阂，进而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并且通力合作将行政法律秩序不断的推向和谐。     

行政主体的义务转嫁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自身义务转移给行政相对人，会增加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形成“义务转嫁”。义务转嫁有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现象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增加了部分行政相对人的负担，容易影响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导致政府公信力降低和政策失效。为了实现对义务转嫁的有效法律控制，要求义务转移遵循公共负担平等、法律保留、正当程序等公法原则和制度，并承认基本权利保护条款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对行政主体的约束力。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

参照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当前中国“正当法律程序”制度的主要问题更多是集中于法律适用（实施）层面，而非法律制定层面。文章在三个层面展开“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的探讨：首先，建立正当程序的基本理念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前提；其次，加快程序规范的立法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依据；最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核心。在中国走向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应当认清“正当法律程序”的两面性，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抑恶扬善”，将“正当法律程序”规制的宽严与行政行为的性质等个案语境结合考量。     

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瑕疵及其法律救济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1] (P4 0 9)也有人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如果是针对具体的个人或者特定的事项时,应当告知其行政决定的理由,以便听取他为自己辩护的意见:如果行政决定是针对不特定的人或事项时,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这一决定的依据、政策导向,以便行政机关的决定更具可行性。”[2 ] 后者把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了说…     

未告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

一未告知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主体应当承担告知的义务。这是因为，作设定、变更、消灭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是行政主体的权力。但相对人都有了解行政主体所作意思表示的权利，因此，行政主体享有这种职权的同时，也应负告知等义务。告知，包括告诉及使相对人知道…     

告知承诺制及其法律困境

结合告知承诺制的具体实践,首先,探讨了告知承诺制对传统行政审批方式的创新及其对行政管理方式变革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本文指出了告知承诺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例如制度创新的法律困境问题、告知和承诺的法律属性问题以及告知承诺制下的法律责任分配和承担问题等;最后,本文提出了解决告知承诺制实践中法律问题的根本对策是废除告知承诺制本身。     

我国行政执法内核的转向——从传统绝对强制到现代程序正义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而执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1]。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依法行政不仅要求执法主体实现实体合法,还须要行政主体遵守严格的程序,同时也要尊重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都是＂国家干预＂治理模式,行政执法也是以强制执行和绝对服从为特点。随着＂权利本位＂的法学认知与现代法治文化的发展,传统的＂绝对强制式＂行政执法方式已不合时宜,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程序正义＂才是我们当前的重大关切。所以,本文将以程序正义理论为分析指导,希望通过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制度来切实规范行政主体的执法程序和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有效约束日益扩张的行政执法权力,在实现实体正义的同时,也有效保障了程序正义。     

“官告民”视角下的行政执行诉讼

“民告官”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行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官告民”案件却占了很大比重。基于目前“官民”争讼的现实考量,建构“官告民”模式下的行政执行诉讼,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窗口办文”制度 规范行政服务行为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于2002年底，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抓紧制定行政审批事项监管办法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权的通知》要求，借鉴部分兄弟省市的试点经验，设立了行政审批办理窗口，对经省政府清理后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统一由窗口受理，实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同时，制定了《行政审批事项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行政审批窗口办文规则》及窗口办文流程，研发并开通了项目申报登记网络系统。     

论行政强制法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及完善

行政强制法实施中具有保障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必要性,行政强制的单向性特征弱化和损益性特质,以及程序正义的要求,彰显了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重要意义。我国应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决定与实施,行政强制权利救济与监督等方面,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从一起交通违法案例看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法治主义发展的产物,在现代行政法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在保障行政机关顺利地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结果有时会与人们心目中的“正义”存在一定的差距。导致有些人对法律产生怀疑,甚至指责行政机关思想僵化、不灵活。本文从一起交通违法案件所引发的争议谈起,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依法行政中的“法”、法与道德关系、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行政机关的权力与义务。力求从理性的角度认识行政法。     

西部地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西部X市的实地调研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作为现阶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式,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改革模式：“三集中三到位”和“一枚印章管审批”。通过对西部地区X市开展实地调研,从公众满意度和政府职能转变双重视角出发对比两种模式,进而探讨“一枚印章管审批”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适配性。分析可得“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模式更适宜在西部地区推广,但需要谋划建立科学机制以实现高效审批和审管联动。     

告知承诺政策: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

在国务院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政策背景之下,如何准确解读告知承诺政策的理论内涵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任务。究其根本,告知承诺政策乃是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这种制度化信任资源具备实践方式的行政性、价值导向的利他性以及灵活避险的决断性等基本特征。其实践路径应当包含重视信息甄别、跟进信息追踪、倡导德法并举、关切风险补偿等方面内容。从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层面界定告知承诺政策,建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更深刻理解和剖析告知承诺政策的内涵本质,更好地明确和把握其具体实践策略,也为扩展和深化政策科学领域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视角提供了必要且极具针对性的现实依托。     

论我国公安行政执法告知制度的建构

在我国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告知制度经常被忽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而且各地做法不一，影响了法制统一和执法效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应从告知的对象、内容、适用范围、形式、例外情况及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六个方面对公安行政执法告知制度进行建构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