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扩张:成因及启示

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是公共管理前沿研究问题之一.实践层面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机构精简一直是国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然而,精简后再膨胀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本文尝试回答如下问题:政府规模扩张是否有一些系统性的因素起作用?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用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政府规模扩张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瓦格纳定律(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规模将扩张)在中国是不成立的,经济越不发达的行政区域,政府规模反而越大.财政收入端或开支端分权与政府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县均人口、开放度及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考录制度仍然有缺陷;当前的财政分权(支出端分权、收入端集权)很有可能助长了地方政府扩张规模;合并县域或许有助于政府精简.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基于湖南省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湖南省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治理环境的动力不足,造成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益恶化。以我国财政分权实践为背景,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进行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改革;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合理化探讨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支出偏高,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过大,开支不透明,成本数据不全面。其原因有:没有健全的绩效评估制度,缺乏完善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和预算管理机制,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交易成本上升。控制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强化官员的成本意识,建立全面系统的绩效评估制度;建立政府会计制度;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规模和管理半径,构建"有限政府";建设政府信息化平台,以节约行政成本开支;建立独立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监督行政资源的使用;建立地方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降低行政交易成本。     

我国公共行政支出的战略性绩效管理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呈不断扩张的趋势,作为纯消耗性支出,行政数额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我国GDP与财政增长速度,行政浪费严重。"降低行政成本,构建廉价政府"这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巨额政府开支的影响下,很难实现。引入战略性绩效管理以控制行政成本及体制内消耗是当务之急,把行政管理支出的绩效管理上升到战略角度更是遏制无限制的铺张浪费与"三公消费"的迫切需要。     

地方政府企业化: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府信任

"得民心者得天下",执政者无不关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政府信任日益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所重视的问题。分权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策略,其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研究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首次结合微观层面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对政府信任产生了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同时,研究也证实,政府规模、腐败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均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除此之外,民众本身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对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影响。     

适应公共财政体制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分析与设计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是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公共财政体制下 ,通过正确度量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 ,以确定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办法是各级财政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基础 ,这对于各级财政收支平衡、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宏观经济的稳定、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运作及整个财政机制的公平高效运行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面子经济"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困境

构建节约型政府重在行政成本控制,当前,一地方政府在公共建设与公务消费中受"面子经济"影响,铺张浪费严重,奢侈之风盛行,使行政成本控制面临困境,而消除困境的有效路径就是:强化节俭意识,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编制,建立多元化的公共财政监督机制,将行政成本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等.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是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土地财政的动因和引发根源尚未有一致结论。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采用2003—2008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政府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角度出发,分析了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是引发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且这一发现具有较好稳健性,官员任期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官员晋升竞争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是因条件而异的,行政首长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相较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官员在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土地财政。由此得出,缓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官员晋升模式,创新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延长和稳定官员任期是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本文的发现对进一步理解我国官员治理模式,以及有效缓解土地财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主体在绿色技术创新上采取的行为策略将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本地政府在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策略上实施了“逐顶竞争”，但对邻地并未产生“示范扩散”效应。通过对其传导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本地环境规制、R&D经费投入和产业结构产生正向影响，但对邻地的R&D经费投入以及产业结构产生负向影响。从财政分权视角探讨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有助于为推进各地方政府共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借鉴。     

基于官僚理论分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及对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呈现着不断扩张的趋势，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状况。行政成本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管理的供给方．政府部门并不是按照社会的需求确定公共支出的规模，官僚垄断、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官僚组织扩张等因素都对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造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     

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思路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当前各地应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并从五个方面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即：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明晰地方政府职能总体构成；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职能，完善地方政府分层管理体制；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组织；创新_政府管理方式，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健全公共财政制度，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财政保障。     

推进制度创新 构建地方公共财政

地方公共财政 ,是相对于国家中央政府而言的地方政府财政职能的模式。它的定位应该是为地方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从自身体系上看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公共收入制度、公共支出制度、公共预算体系和各级政府之间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从长远看 ,地方公共财政的构建 ,一方面要按照地方政府公共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重构地方政府收支制度 ,另一方面 ,应当参照复式预算体系 ,重构地方财政预算体系 ,包括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等。另外 ,从外部环境上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各级地方政府间要构建起法制、规范、科学的财政体制关系 ,排除体制障碍     

社会福利指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

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构建了政府支出与消费、社会福利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最大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存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安排,设计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基础,利用中国1982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各种单项支出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满足我国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以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困境探析——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

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索了制约我国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中的约束机制,得出结论如下:不规范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直接后果造成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逆向软预算约束",而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带来的"驱赶效应"以及地方政府事实上具有获取体制外资源的强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在上述财政管理体制环境中进行物业税改革自然步履维艰,因为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不彻底的财政分权体制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根本原因;社会约束不力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外在原因;税制设计严重老化是制约物业税税制发展的内在原因.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路径设计与制度安排

一、必须创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在中国现阶段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主要依赖于县乡两级政府负责,这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这是因为缺乏促使地方政府将公共财政投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激励机制。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大多追求经     

我国尚不具备财政分权的条件

财政集权与分权之争,再次触及如何处理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一世界级难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一直是中国财政改革的主线,它对经济改革和政府改革的进程与绩效有着深远影响。从现存的政府间支出划分、税收划分与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亟待改进,基层财政困难和财政风险亟待得到有效解决等问题来看,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已急迫地摆在了各级政府和决策者面前。     

政府支出偏好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治理——基于J地政府1998-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对J地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过快,行政成本占GDP比重、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行政成本弹性系数偏大。政府支出偏好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诱因之一,表现在政府预算最大化偏好、政府支出结构偏好和官员职务消费偏好三个方面。为了达到治理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目的,应该强化预算约束力,发挥道德激励力,消除主观因素影响,实施"零容忍"负激励和完善考评激励。     

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长期来说,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负相关;行政管理支出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短期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都有惯性上升的趋势,其它变量的波动对其影响不显著;短期内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惯性增长趋势,同时受城市化水平波动的影响;而且,三个变量对上一期非均衡的校正能力都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