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我国,尽管现行法律尚未对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运用作出规定,但从缉毒实践来看,诱惑侦查的运用还是相当广泛的。有人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情状态下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毒品犯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毒品犯罪的自身特点决定了诱惑侦查运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国有限的缉毒资源与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诱惑侦查运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查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通例。     

毒品犯罪中适用诱惑侦查的法制化研究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发挥着巨大威力。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率先实现诱惑侦查法制化。我国诱惑侦查目前还处于实践中广泛存在但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要实现毒品犯罪侦查中实施诱惑侦查行为的法制化,必须通过立法对诱惑侦查制度予以合法化、法制化,逐步完善诱惑侦查的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的理论与实务

日本的毒品问题及其诱惑侦查制度的创设;日本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范围及其策略与方法;日本有关运用诱惑侦查手段侦缉毒品犯罪的判例及其法理与论争.     

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毒品犯罪案件侦查诱惑问题的综述及思考

对于毒品犯罪，中国香港及澳门在法律上均允许警方采用侦查诱惑，借以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他们通过法律形式严格的规定了毒品犯罪案件诱惑侦查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及出庭作证与豁免起诉制度。诱惑侦查在中国大陆早已为侦查实践所采用，在审查认定特情人员介入的毒品犯罪案件时，毒犯的犯罪主观故意问题及特情介入贩卖毒品案件侦查的既遂、未遂认定问题尤为关键。     

贩毒案件中的诱惑侦查之合法性分析

当前,受国际毒潮的影响,我国的毒品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毒品消费以及毒品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鉴于贩毒案件的特殊性,在现实的迫切需要下,侦查部门在贩卖毒品案件侦查中开始适用诱惑侦查措施。国内关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讨论较多,但少有结合具体案件实践分析适用诱惑侦查措施是否合法。在贩卖毒品案件中适用诱惑侦查措施有其必要性,从实体法、程序法角度看也具备合法性。     

我国毒品犯罪侦查新视野--预备贩毒案件侦查再探

对预备贩毒案件实施侦查的实质其实就是“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这一措施的确立是面对毒品的泛滥和侦查毒品犯罪的需要,在我国侦查史上史无前例,这一侦查措施的出台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     

毒品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措施之分析

在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中,诱惑侦查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侦查方法,对于通过诱惑侦查措施所侦破的毒品犯罪案件,如何对被引诱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定性,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般来讲,对于通过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对被引诱人应以犯罪未遂论处,而对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措施所破获的案件,则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贩卖、运输毒品罪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解析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侦破贩卖、运输毒品案件最常用且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前者已经得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认可,对于利用其侦破的毒品买卖案件,按照毒品是否被侦查机关替换,可以区分为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和替代物的控制下交付,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以无毒物替代毒品则只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未遂,而对于利用后者侦破的毒品案件则需要区别对待,利用犯意型诱惑侦查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则可以作为侦破毒品案件的有效、正当措施。"以牟利为目的"不是贩卖毒品罪的必备要素,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志是毒品的交付,运输毒品根据运输目的的不同,可以区别为"为走私、贩卖而运输"、"为转移而运输"、"为吸食而运输"三种形式,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措施,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二者的关系存在错误的认识,而且缉毒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更多地选择采用诱惑侦查来侦破毒品案件。在法治化背景下,具备合法性的控制下交付在惩罚犯罪和程序公正上比诱惑侦查更符合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应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侦查措施。基于国内实施控制下交付时存在的困难,缉毒技术与装备、缉毒人员素质、缉毒协作需通过必要的举措予以加强。     

贩卖、运输毒品罪疑难问题解析

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数量以及复杂疑难程度在毒品犯罪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侦破贩卖、运输毒品案件最常用且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前者已经得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认可,对于利用其侦破的毒品买卖案件,按照毒品是否被侦查机关替换,可以区分为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和替代物的控制下交付,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以无毒物替代毒品由于对象不能则只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未遂,而对于利用后者侦破的毒品案件则需要区别对待,利用犯意型诱惑侦查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则可以作为侦破毒品案件的有效、正当措施。另外"以牟利为目的"不是贩卖毒品罪的必备要素,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志是毒品的交付,运输毒品根据运输目的的不同,可以区别为"为走私、贩卖而运输"、"为转移而运输"、"为吸食而运输"三种形式,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     

我国有组织毒品犯罪活动的嬗变及侦查启示

毒品犯罪活动具有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危害性,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当代我国有组织毒品犯罪活动不断发展变化,毒品问题愈发严峻,毒品犯罪组织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模式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所产生的犯罪能量日益扩大,对我国缉毒侦查工作造成极大的挑战。有必要系统分析我国毒品犯罪的成因及有组织毒品犯罪活动的嬗变过程,在深刻发掘毒品犯罪本质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有组织毒品犯罪的侦查策略。     

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思维基本特征及其推理研究

毒品犯罪是一种特殊的刑事犯罪,具有隐蔽性、组织性、国际性、秘密性等特点.因此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挑战性更大,难以发现,难以取证.为了破解这样的难题,必须重视毒品犯罪侦查思维的研究.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思维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超前性、"经营"性和博弈性,其中运用逻辑推理可以弥补线索较少的不足,有助于指明方向,缩小侦查范围,寻找突破...     

论贩毒案件侦查中如何实现“控制下交付”——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之一

“控制下交付”已成为国际间和各国侦查毒品犯罪案件的重要方法。只有从毒品犯罪活动情报线索的发现入手 ,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 ,加强侦查工作的保密意识、精心设计侦查中的各个环节 ,才能保证成功实现“控制下的交付” ,稳、准、狠地打击毒品犯罪 ,完成禁贩缉毒任务。     

贩毒案件侦查中若干问题的法律分析

贩卖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中发案率最高 ,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犯罪。其它各类毒品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几乎都可溯源至这一类犯罪行为。在具体的贩毒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会碰到难以定性的问题 :非经济利益的毒品交易问题 ,居间行为的定性问题 ,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     

浅析当前有组织毒品犯罪成因特点及对策

有组织的毒品犯罪由于其活动地域广、路线长、网络人员多、涉毒数量大 ,在整个毒品犯罪中危害最烈、恶性最大 ,因此 ,占有突出的位置。我们应当对毒品集团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其严重危害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加强调查研究和分析认识 ,掌握工作主动性 ,确保社会秩序的良好和全社会的稳定     

广东地区外国人涉毒犯罪的现状分析

通过有关部门对于2009年至2012年期间广东地区外国人涉毒犯罪的案件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广东地区近年来外国人涉毒犯罪的毒品种类、涉毒人员、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和走私贩运路线等特征,对于涉毒人员的数量、国籍、性别、年龄以及入境方式、居住地、日常联系等运作方式特点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依据。     

浅析诱惑侦查在毒品案件侦查中的适用

毒品犯罪有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同黑社会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并列为当今世界的三大犯罪灾难,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刑警组织打击和防控的重点。毒品案件是刑事案件中的一类特殊案件,与通常的刑事案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和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出毒品案件在侦查中证据难以收集。因此,在毒品案件侦查中,诱惑侦查是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     

物流毒品犯罪的侦控

物流毒品犯罪是随着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犯罪,由于物流毒品犯罪具有成本低、跨度大、渠道多、侦破难度大、容易逃避打击等特点,近年逐渐发展成为贩毒分子进行犯罪活动的重要方式,这一犯罪方式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社会管理秩序。侦查机关只有加深对物流毒品犯罪特点的认识和了解,充分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和手段,才能提高对物流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和精度。     

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之刑事法治化探析

诱惑侦查的犯罪是在本来没有犯罪发生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协助”实现的犯罪,在这里,立法者理性建构的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类型”化犯罪论体系与诱惑侦查下的这种“类型”外的犯罪在刑法自身和目的性运行上以及刑法的基本价值上就必然产生冲突;而且,与普通诉讼程序下的传统侦查方式不同,诱惑侦查一般是在“有罪的推定”(对某人有一定怀疑)下,所实施的犯罪前的侦查行为,其正当性受到置疑。刑事法治的建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治精神下的统一体,诱惑侦查下的毒品犯罪的刑事法治化,应在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下进行。     

毒品犯罪中＂主颜明知＂的推定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对毒品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一直以来都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有效解决“主观明知”认定这一困境,司法实务界已经认同在毒品犯罪的审理中可以适用“主观明知”的推定。但是,必须严格控制“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条件和运用规则,避免其成为司法人员肆意利用自由裁量权的保护伞,造成冤假错案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