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天”的政治呐喊——女性选举权的嬗变过程

历史上西方女性长期以来都不享有选举权.晚近以来随着民主观念的扩展,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独立性的获得,女性在西方各国先后获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平等选举权.但获得选举权后的女性参与选举比例并不高.女性选举权的诉求开始从平等走向差异,要求承认女性独特性,进而要求女性选女性,乃至于保障女性代表权.然而此诉求却违背了选举权背后的民主平等理念.或许超越差异的“男女同体”理念更有利于女性平等选举权的真正落实.     

城乡公民选举平等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平等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然而在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出台时候，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却使得城乡居民应该拥有的一人一票和一票一值的选举无法真正实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拥有了实现国家根本大法所赋予公民的根本权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的国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也有了相应的实现城乡公民选举权利完全平等的必然。     

直接选举中选举委员会存在问题的制度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我国选举的民主化潮流正迅猛发展。但同时,直接选举中的选举委员会在行使其职权过程中却存在了许多问题,是影响我国民主选举制度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关于选举委员会存在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现行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缺陷与缺失。本文仅从制度层面来探讨关于直接选举中选举委员会存在问题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解决此问题的思路。     

理性人寻租:我国公民选举权异化问题及其破解之道——以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为例

选举过程中的贿选行为是选民与候选人双方合意共谋的结果,如以选民为主体进行考察,则可将其概括为一种选举权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候选人长期的买票及竞争推动下会发生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化,表现为公民作为理性人的权利寻租。这种寻租行为本质在于我国代议民主机制的不尽完善及选民选举权行使的应然利益诉求与实然利益回报之间的巨大分歧。解决这一问题,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提高我国的选举法治化水平,从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增强公民身份认同及加强选举过程监督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     

新中国选举制度六十年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新中国共颁布了两部选举法。其中第二部选举法经历了四次修改、一次补充。建国60年来,我国的选举制度取得了重大进展：享有选举权的主体从有限发展到普遍;选举权的平等性从着眼于实质平等逐渐向统一实质与形式平等方向发展;从记名投票发展到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范围从基层扩大到县级,并逐步向高层迈进;从等额选举发展到差额选举。但选举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完善,以有力地促进民主政治建设。     

同票同权时期公民选举权利行使的质效解析——基于安徽省城乡公民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调查

根据对安徽省最近两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情况的调查,揭示"同票同权"后公民行使选举权利的整体质效水平有限,进步变化并不显著;农村地区选举基础仍较城镇薄弱,未有质的改善。在当前公民选举发展呈现"三转变"特征的形势下,提升公民选举权利的行使质效任重道远,亟需综合施策。应重点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持续加强选举法制的宣传教育;充分保障公民选举知情权;解决好异地流动人员选举权落地问题;规范竞争性选举;建立公民选举质效的监控评价机制。     

实证分析:制度认同与程序歧见的交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实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选举人大代表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构成内容,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基础性程序和环节.然而,从我们的实际调查情况来看①,人们对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认同存在一定分歧,对选举活动的参加也不够积极.针对问题的原因,亟待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     

落实新选举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一、选举法的修改意义重大 与往年不同,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的一大亮点是通过选举法第5次修改。新的选举法通篇贯彻了三个原则：人人平等,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保障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地区平等,各行政区域不论人口多少，都应有相同的基本名额数，     

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必要性及途径

根据中国历史国情与政治现实,可以也应该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建设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运作的制度平台。全方位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事业,需要以中国人大制度为实践平台,推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调共进,而中国人大制度本身就体现了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将人大制度建设成协商民主实践平台的意义有以下三方面:协商民主有利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协商民主理论有利于舒缓社会矛盾,有利于政治团结;通过制度合法性建设从而巩固我国的国家制度。在人大制度中推行协商民主的重要而可行的途径有以下三个方面:选举过程、立法过程与人大代表汇通民意的过程。即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协商机制与实践;将立法听证制度作为平台推动立法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协商实践;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民意表达与协商机制。     

不同视域中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关于“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性思考

民主制度实践具有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内涵。从制度原则到制度实践,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以这两个层面推动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在当代现实性意义下,“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以代表权、权力效率及选举程序等方面的完善为基础。     

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

本文对"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存在解释力弱的问题,也即它只能解释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代议民主,无法解释古希腊时期的直接民主,以及其他非代议的民主形式;同时,在实践中它会成为排斥民主形式创新、阻塞民主发展道路的一种有害工具。一个较为完备的民主定义应该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它要有足够的解释力,也即用它的定义能够说明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民主形式;第二,它要反映人们对它的合理期待或理想(与现实相对),以便能够为超越现有的民主形式使自身不断发展提供空间;第三,它要能够把那些打着民主的旗号实则违背民主精神的政治体制排除在外,以免造成理论和实践中的混乱。依照这些要求,民主的定义应该是公民通过自治或参与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此来看,选举民主只是一种弱意义的民主,而协商民主,也即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讨论参与公共政策形成的制度安排,并不是选举民主的补充,而是民主发展的一个更高形态。     

我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未来发展

本文谈及了目前在我国人大代表不宜完全专职化的几个原因,并就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借鉴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要求和长处,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最主要的是认为应该实行完全专职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兼职的一般人大代表并存,并尽可能实现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村委会选举中的行政侵权及其救济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一方面,由于缺乏村委会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进而导致村民选举权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保障;同时,另一方面,对行政侵权行为处罚不力,又无法真正对其加以控制,这两者无疑是当下乡镇机关频繁侵犯村民选举权的制度性因素,从而阻滞了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因此,健全村民选举权的宪法、诉讼和行政救济体系,就成为控制村委会选举中行政侵权和规范村委会选举行为的有效途径。     

当前党代表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党代表选举中存在着组织主导作用过大、党代表素质不高、选举的竞争性不足、党代表与人大代表职责混淆、党代表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有封建文化遗毒、长期战争环境、苏共建党模式、党代表选举制度不健全、党代表文化素质及专业培训不够等。党代表选举应该真实体现选举人意志,改革和完善党代表候选人提名制度,继续完善差额选举制度,积极稳妥地将竞选引入党代表选举,努力提高党代表的素质,加强党代表的培训,试点少部分党代表的专职化。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提高的重要标志。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发展不平衡，制度化不够完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法治化、渐进化原则。在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旁听制度、立法制度、信访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机制。     

选举与公共政策:美国的实践

在现代西方国家民主实践中 ,选举是各种政治行为当中普通公民控制政府最为有效的制度化工具。同其它政治行为一样 ,公民通过选举参政的主要目的是表达政治意愿 ,控制政府行为 ,使公共政策以民意为基础 ,这一过程也正是政府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而在选举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问题上 ,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历史考察 ,从另一种角度探讨美国选举对政府政策的控制功能。     

选举制度的复合化:基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实证研究

选举制度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比例代表制尽管是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分布最广的选举制度,却并没有普遍地导致极化多党制。这是因为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选择的是复合型的比例代表制,即通过缩减选区规模与设置政党当选门槛,来降低选举制度的比例代表性程度,从而避免政党体制的碎片化。进一步说,在第三波民主化中,不仅是比例代表制出现了复合化的趋势,而且选举制度在整体上都出现了复合化与合流的趋势,包括多数决定制向其他选举制度的转型、混合制选举制度的崛起以及比例代表制的复合化,其目的是通过选举制度设计来更好地实现政府效能与代表性之间的平衡。     

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当代中国公平正义问题

正一、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启示和意义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1971年)中详细地阐发了有关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涉及公民的基本自由或权利,其大致意思是国家应该优先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或权利;第二个原则所处理的是"基本自由"之外的重要价值(包括收入、财富、机会、权力等)的分配,其大致意思是,分配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安排在符合机会公平这一平等原则的前     

论我国建立人大代表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竞争性选举是近现代社会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典型反映,是选举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先进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决定了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中建立竞争性选举制度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使政治体系良性、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亨廷顿甚至认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状是: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供给不足.究其原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化程序低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扩大,缺乏规范的选举制度导致选出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低.改革和完善的途径在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建设,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完善选举制度,按照委托—代理原则规范代表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