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建设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纵观各国的社会政策实践,大都实行以收入来确定救助标准,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达到缓解贫困的目的。1990年美国华盛顿大学迈克尔.谢若登首次提出了以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旨在对资产社会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贫困救助政策相结合,分析其对我国反贫困政策的启示。     

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与公民政策参与绩效提升

公民参与政府治理越来越重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集中表现。既然政策参与对政府和公民都有益,那么现实中为何政府和公民都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困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很大程度受制于资产专用性。因此,基于"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特殊资产专用性等角度分析,专用性资产对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缺失,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不足,专用性人力资产匮乏,特定资产发展滞后等。对此,应采取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政策参与的专用性"场所";加大政策参与专用性物质资产投入;逐步加大政策参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投入;加强公民政策参与制度专用性资产建设等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绩效的对策建议。     

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类型及其机制

与绝对贫困治理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并非仅从物质层面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一项以普惠性政策助推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富裕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对贫困概念、表征和社会后果等,对其类型有所探讨,但存在交叉和兼容,且机制提炼不足。根据“个体内在禀赋-社会外部支持”分析框架,本研究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外部抑制型、内源诱发型、双弱型和双强型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政统合下的“感知-增能型”学习和“接收-迭代型”学习的双重学习模式。两种学习模式并非独立,而是以串联形式协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对不同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超越了党政统合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解释,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转型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者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本文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以嵌入性要素来理解我国农村社会政策转型的方向.在这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在反贫困战略中提供了可让我们选择的嵌入性要素.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PPP扶贫模式研究

我国贫困治理过程是不断追求扶贫效率提升的过程,精准扶贫理念下,扶贫效率被放在核心位置,PPP模式旨在提高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在扶贫领域推广PPP模式是扶贫改革的重要方面。PPP扶贫模式是PPP模式在贫困治理领域的具体运用,具有多方面的效率性,也有其特征、运用原则及难点。提升PPP模式扶贫效率,需要充分保障社会资本的适当利益,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注重扶贫对象的项目参与度,创新PPP扶贫绩效考核。     

“以工代赈”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历史上,时值灾荒饥馑年份,钱粮赈济这类直接救济方式是荒政举措的主要措施,而"以工代赈"之举则是具有多重社会功效的积极手段。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救助政策有三种模式划分,从历史上"以工代赈"救灾恤困理念的内在产生机理,发现"以工代赈"手段招募灾民计工受值,具有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维护社会安定、增修公共设施、积极劳动自救等突出的多重社会功效,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政策工具。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中,要积极运用"以工代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在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生产生活条件,积极解困帮扶贫困群体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工作贫困”及其社会风险探析——以韩国青年贫困现象为例

20世纪末以来,欧美等国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制,致使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失衡。最终出现了勤奋工作而仍然贫穷的"工作贫困"现象。韩国自1997年采取"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后,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工作贫困阶层",大部分青年成为该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贫困"现象具有边缘性、高学历化、综合贫困、隐形贫困等特点;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继续缺位,青年"工作贫困"扩大化将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城市贫困治理的时空正义性: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

全面小康时代,反贫困的重点和领域发生了改变,解决相对贫困成为主题。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城市贫困治理在当前具有时空正义性和紧迫性。从时间正义性看,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扶贫关注领域的转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经济安全的脆弱性、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等让城市贫困治理成为一种至善至道的治理重点取向;从空间正义性看,城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城市的共富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空间领域,城市贫困治理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城市空间表达。这种正义性认知的构建,促进了城市贫困治理的时期转型,要求全面梳理城市贫困的类型和人群特征,采取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的行动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2008宏观经济:六大威胁不容忽视

防止资产泡沫从经济学上说,资产泡沫的负面效应有三:首先,损害社会公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是富有的人往往越有能力持有更多的泡沫资产,而资产价格的膨胀又使得资产升值,从而使得原本就很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兼论广西“三区”计划的成效与不足

在我国,当社会管理模式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时,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地位将发生明显变化,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将会增强。由于社会工作具有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观,在缓解个体现实困境、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改善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本研究通过列举和分析广西"三区"计划实施近五年来的成效与不足,来探索如何开展具有适切性的专业服务,以及发展出适合民族地区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实现可持续脱贫是落实新时代党中央"脱真贫、真脱贫"要求的新指向,更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可持续脱贫相关研究的梳理,阐释了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在风险防范、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能力提升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其内涵有机构成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能力"等五维复合系统。从外部环境的脆弱性、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存在的不足、脱贫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欠缺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多维因素。基于内外协调与系统性治理的视角,从"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外部脆弱性的防控能力;完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强化脱贫效果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培育贫困治理内生动力,提升脱贫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等层面,提出提升精准脱贫可持续性的路径选择。     

俄罗斯进一步调整经济改革政策

俄罗斯经济改革四年,社会经济长期陷入深重危机之中,人民生活处于不断下降和贫困境地。俄政府认为应对近几年的经济改革政策进行总结和调整。 (一)从自由市场经济转为社会市场经济 俄罗斯经济改革伊始就存在着改革目标模式之争,即建立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取     

农村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

共同富裕是我国贫困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充分发挥政策效应，采取有效的政策干预已成为推进农村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脱贫群众由于长期接受超常规政策的扶持，产生了政策依赖行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持续优化贫困治理政策搭配组合，根据不同类型的政策依赖行为分类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动力，消除其依赖心理，完善贫困治理风险防范机制，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可持续视角下农村贫困治理的路径探索

农村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而且要在解决贫困人口生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贫困治理效应常态化。要通过消除贫困生成的制度因素、培育贫困治理的内生动能、构建复合多元的贫困治理体系、优化扶贫治理机制等举措,从根本上治理贫困,防止脱贫后的返贫及贫困再生等问题,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致富。     

加速资产证券化，为热钱建立安全的“池子”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进入了相对低速的增长期。为了刺激经济和就业，美联储连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中国受到较大的热钱攻击的压力。如何引导和管理热钱，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通过对资产证券化功能的深入剖析，我们认为加速资产证券化，大力发展固定收益债券市场，用市场手段建立资产“池子”，是引导热钱安全落地、利用外资的有效路径。     

后小康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动因及现实路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的彻底终结,后小康时代我国减贫工作将面临重大战略转型,即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持续性化解相对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路向选择,是消减返贫和新致贫风险的现实要求,是破解"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难题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保障。应以综合协同思路凝聚治理合力,实现贫困治理由"超常规"向"持续性"转型,协同推进贫困治理与区域综合开发及社会保障建设,巩固"扶志扶智"长效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城市的回归——乡村贫困治理中的特色小镇

城市化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公共政策。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特色小镇蔓延的可能性已经被城市更新局部取代,但是这样的政策调整忽视了小镇在乡村贫困治理中的可能性角色。在乡村的贫困治理中,城市化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返乡建设美丽乡村。这种城市化的思维是基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中心主义考虑的,从而忽视了城市的本质特征。特色小镇的背后不仅仅是产业和建制的争论,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本身就蕴含着城市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进路中,特色小镇既包含着美丽乡村的内在诉求,也暗含乡村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     

从“救济”到“治理手段”？——当前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分析：以河南F县C镇为例

作为国家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农村低保要实现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助。然而，在现实中，低保政策经历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以户为单位到以人为单位的扭曲和变通，以至低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一种治理手段，从而背离了政策的本意。事实上，低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监管力度不够及制度建设不到位所导致，更与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的治理困境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基层政权的治理状况既是保障低保政策能否顺畅执行的根本，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