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若干问题之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纳入我国刑法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在我国仍任重而道远。不能正确解读该原则,在观念上存在误区;刑法规则的模糊性与欠合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实践中相关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     

空白罪状并不妨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实现

人权保障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而罪刑法定之人权保障的要义在于法律的专属性和明确性。空白罪状在刑法已将罪刑关系确定之后,指示参照其他法律法规来补充适用,并未违背刑事立法权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的民主、法治原则,并不妨碍人权的实现。罪刑法定之明确性是相对的明确,空白罪状之“空白”有明确的授权和范围界限,人们据此可预测自己的行为范围,知悉自己的权利界限,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刑法文化的优秀成果,它经历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阶段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阶段.它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现代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完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阶段.     

刑法基本原则与人权

修订后的刑法一个最引人瞩目、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内容,就是在刑法典的显著位置上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三大原则既是立法原则,也是司法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刑法学界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对罪刑法定原则应否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应否在修改后的刑法典中明确规定,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并且长期争论不休。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与权衡后,立法机关最终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为全面认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有必要对它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     

再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与传统表述的差异使它颇受非议。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史、本土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等表明:我国《刑法》第3条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是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该表述只会丰富和完善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对其保障犯罪人、行为人人权的功能不构成任何妨碍。     

起刑点问题的浅思考

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是整个刑法体系的基础。我国刑法采取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在刑法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法律内容具有明确性,对犯罪的规定亦应符合明确性。我国现有刑法无论总则还是分则都有太多的不明确规定。通过对刑罚谦抑性及我国现实的具体考察,降低起刑点符合社会的理性选择。     

慎重解释刑法论

刑法解释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不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思想相背离,适用刑法、解释刑法必然需要十分慎重, 更不能感情用事。正是在解释刑法问题上,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表现出了不够慎重的态度,有些解释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对刑事法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含义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确立,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实现,还有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也就是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我国在1997年《刑法》中确定了罪刑法定,但是却未能在法条设置上全面贯彻该原则,存在着一些立法缺憾之处,在司法实践当中对该原则的贯彻也有一些不足。本文拟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的见解,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提出自己的一些浅陋的建议。     

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为罪名之法定、刑罚之法定、司法解释之法定和犯罪认定之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一律平等地保护、一律平等地定罪、一律平等地量刑和一律平等地行刑。罪刑相适应原则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二是刑罚轻重与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反思与解构——以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为视角

学术界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诸多批判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认识之上。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标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是一种过时理论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冲突。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的视角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进行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