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不确定性的成因与功能——解释法律规范性的新视角

法律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经济法具有更为明显的不确定性。经济法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成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二元思维、经济法时空性、突出的政策性及其自身的非完备性等。从市场经济法制体系的整合功能分析,经济法的不确定性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和特殊的优势功能,保障了市场经济中集体理性的实现,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经济法不确定性的功能主要包括内在功能与外在功用。同时,我们也能发现经济法不确定性自身也存在诸多的功能局限,需要从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角度深入探讨。经济法的不确定性为我们认识和探讨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很多例证和启发。     

浅析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经济法是在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经济领域法律社会化的现象,必然以社会为中心,具有社会本位性。本文认为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法的基本属性,经济法以立足于社会,维护社会利益为基准,追求社会公平,由此更加表明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考察

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论经济法理念缺失与对策

经济法是人类在20世纪法制文明建设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因而,倍受社会青睐。但迄今为止,人们对经济法的研究,大多只注重经济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及运作方式等,而对经济法的内在精神却探讨甚少。本文试就经济法理念的含义、特征、功能、价值取向、基本定位以及在中国社会提升的对策等问题作些分析,以展示经济法理性认知上的本质及经济法内蕴的主旨和精神,为准确把握经济法内涵,为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提供一点精神导引。     

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检视与前瞻

中国经济法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卓著,主要成功经验是:以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作为推动经济法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国际化作为优化经济法制度设计的重要立足点;以开放性作为保持经济法有效性和生命力的基本精神.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经济法发展中的法律主体性缺位、经济法权利体系疏于构建、经济法实施机制创新不足.展望经济法的发展前景,一是要以经济民主理念推动经济立法和执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二是以法律规则与经济规律的有效融合和对接作为实现经济法有效性的基本要素,三是加强对经济法的体系整合和规则重构,提升经济法规范性水平和实施绩效.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及其制度构建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是当前经济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的可诉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保障经济法的实施,就要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我国目前现有诉讼体系中还没有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障碍,就必须完善经济诉讼机制,扩充法院的功能。本文针对我国经济法诉讼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以诉讼程序为对象,提出了诉讼制度方面的对策,旨在完善程序法上的经济诉讼法律制度。     

浅析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问题及对策

经济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部门,是保障行为人各种经济权力的法律。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经济法实现对经济法权力的有效救济,保障经济法的各种权利,主要是看如何实现经济法可诉性问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法律体系、法律宋诉讼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研究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实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详细阐释了经济法可诉性的相关理论,进而提出了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了实现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策略。     

经济法法律责任:语义、规范及其整体谱系——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分析

经济法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法律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是经济法违法行为的代价与成本,是实施经济法的关键。对60部经济法法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法律责任条款在其中的分布呈总体集中、少量分散状态,对其进行文本梳理与实证分析,可以基本洞明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形式这两大经济法法律责任的规范要件。经济法违法行为有列举式与集束式两种表述方式,总体上以集束式为主、列举式为补充。经济法违法行为可区分为作为式违法行为与不作为式违法行为。经济法法律责任形式可以从具体与抽象两个角度进行划分,经济法法律中的具体法律责任形式有28种,其中7种为新类型法律责任形式。经济法法律责任总体上呈现综合性及以财产责任为主导、与行为责任相结合的基本特征。就经济法法律责任的配置而言,需要根据经济法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实现经济法法律责任的有序组合,具体表现为以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界限,以行为主体的身份性质为补充,辅以时间、情节与行为人态度等因素,梯次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再认识--基于法社会学研究的进路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社会学运动表明,二者是在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这一重大社会变迁过程中同期产生的两个法部门,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社会法是国家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形式,二者都是隶属于第三法域的现代法.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经济法和社会法具有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就作为整体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两个子系统而言,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功能具有互补性,二者功能的恰当配合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中国目前实现了或者说正在实现三大现代化转型,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文明化,社会多元开放,这决定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是:由结束动乱转向放弃革命,由刑事法制转向刑事法治。1979年刑法是结束“十年动乱”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恢复刑事法制的标志性立法成果之一,1997年刑法则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表述,预示中国走向刑事法治,中国刑法由此进入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协调互动发展的新时代。     

经济法认识论探略

经济法认识论是经济法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部分。在今天“重写法律史”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除了应该对其间新兴的经济法律现象加以认识之外,更应该对这种认识的过程及其成果进行系统的反思,即加强经济法的认识论研究。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化对经济法的理解,进而以正确的认识成果指导经济法实践。     

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的变迁及其启示

文章从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发展考察入手,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民商法地位和刑法地位的变迁作了梳理与分析。作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变迁的历史演进昭示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确认、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法律制度,必须与国家和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现代社会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形式上的私人性质与实质作用上的社会公共属性之双重属性;在法律制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私人性质,需要科学、严格、合理地规制;对其社会公共属性,应予科学、严格、平等地保护;应当与时俱进,慎重、积极地推进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科学立法,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观念、制度环境。     

从民族性格看日本的法制变革

在世界法制史苑里,日本的法制变革是非常显著的：古代法制隶属中华法系,近代法制则属大陆法系,而现代法制吸收英美法成分,兼属两大法系。这种法制变革与日本的民族性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汇聚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善于学习国外的优秀文化,富于模仿先进的社会制度,易于顺应最新的时代潮流。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日本法制变革的路径和模式,使日本法在当代世界的法律体系当中别具一格。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变革

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不适应性和不公平性凸显,变革迫在眉睫。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主张具有片面性,不能有效解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不适应性问题,也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客观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确立了“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明确了解决发展难题的基本途径和法律原则,指明了实现共同繁荣的途径。它冲破了发达国家学者的传统窠臼,成为人类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源泉;其中的目标设置和原则确立,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的指导性思想。“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显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威力。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前景可期。     

The ‘Commons’ Solution to Troubled Waters

The global commons are traditionally connected to ‘those parts of the planet that fall outside national jurisdictions and to which all nations have access’ such as the high seas, outer space, and the deep seabed. However, there is a trend to expand the reach of common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to cover th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at are of common interest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regardless of the sovereignty status over such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linkage between the concept of (global) commons and disputed marine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hitherto has been little explored in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commons to disputed marine areas by examining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s and sovereignty over time.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arious legal regimes associated with the well-accepted comm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i.e. the high seas, outer space, the deep seabed, Antarctica) as well as the climate system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a certain space or resource, irrespective of its sovereignty status, including a disputed marine area, can be protected as commons in view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logical systems.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added values that the concept of commons can bring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framework governing disputed marine areas.

     

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

法学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有系统的社会管制”所对应的不是法,而是中国特有的“礼”。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无西方意义上的法学教育;１８４０年至 １９４９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近代时期,从无到有,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从头开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完善我国法学教育事业还任重而道远。     

税收法律行为初论

与税收法律关系同样都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 ,但税收法律行为的研究在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却付之阙如 ,本文即对此作出了探索性的研究。本文首先界定了税收法律行为的概念 ,并确定了其较为重要的种类划分 ;然后 ,通过对税收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以及私法法律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 ,明确了税收法律行为的公、私法交融的性质特征 ,并着重以契约行为为例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最终 ,将税收法律行为与税法上的事实行为一起 ,初步构建了税法上行为的体系。     

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我国法人制度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制度生成。民法的理念决定了民法理论体系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私法中所坚持的是个人主义立场,因此决定了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民法的基本研究方法。自然人与法人是最重要的民事主体类型,是民事主体制度的重要内容。法人是一个组织,但其行为需要由法人机关实施,因此如何合理设计法人法律制度,促使法人内部团体意志有效形成并通过法人机关实现,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参与法律交往,实现法人的利益,同时能够有效约束法人机关,防止其利用代表权谋取私利损害法人的利益,对促进民法体系的完善与成熟,意义重大。本文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对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法人人格、法人分类、法人机关等法律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ole of Campaigns in Lawmaking

China increasingly relies on its legal system to regulate a broad spectru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There is, however, widespread failure to observe the law, which periodically leads to social crises and popular unrest. The Chinese state is not, of course, alone in experiencing this, but it responds to enforcement failures in distinctive ways. This article examines one such response.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role played by the enforcement campaig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We focus on one campaign in particular: the campaign that was waged between 2004 and 2007 to redress the chronic failure to pay wages. Chinese enforcement campaigns are not simply directed at securing greater compliance with existing law. They are integrally linked to cycles of law reform in the PRC. Whilst their main impact is on enforcement, they als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drafting of legis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impact of this campaign on the production of law: in speeding up the iterative process of lawmaking,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with production of important reforms to existing labour law in 2007 and 2008. It is the strong “planned” nature of the campaign and its emphasis on state leadership of lawmaking and enforcement that continues to shap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rticular version of the “rule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