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有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两种主要理论。我国司法实践赞同绝对豁免主义,然而,从当前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实践上看,限制豁免理论呈上升趋势,且从我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我国应当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采取行为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标准,确定是否给予国家行为法律规定的豁免。但这方面的立法尚待完善。     

法治中国视野下的国家豁免问题——从日本、韩国比较法角度的探究

在推进"法治中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重新审视国家豁免的立场和立法。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国家豁免原则,国家豁免的适用范围以及具体标准在实践中并未统一。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只有零散规定,没有专门立法。这些法律规定有时与司法实践相矛盾,在实践中难免带来困惑。依法治国必然包含有法可依,这要求我国尽快制定一部国家主权豁免法。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宜借鉴各国优秀成果,既包括在此方面具有相对成熟经验的欧美,也包括同处东亚、与我国具有类似文化、在此领域同样初步探索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制度。当前,日本、韩国都逐渐转向了限制豁免主义,日本更是在加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后制定了自己的外国主权豁免法,韩国也有呼吁本国尽快立法的声音。我国应慎重考虑国家豁免的适用范围,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体例完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     

浅谈国家元首的豁免权

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皮诺切特案”，涉及到诸如前国家元首的主权豁免、外交豁免、国家行为理论以及国际罪行等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尤其冲击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本文借助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从论证国家元首的职务行为出发，提出了国家元首的行为享有豁免权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未来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立法取向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国家豁免之例外情行研究

国家豁免问题的本质是处理好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问题,维护经济的发展。几百年来,国际主权豁免作为国际法中基本原则为各国所遵守。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的行为加入经济中,原来绝对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已经不能是有现在的社会。顺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具体理解国家主权豁免原则,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规定国家主权豁免的例外情形,承认国家主权的有限豁免已经成为十分实际的事。     

主要发达国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比较分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定反垄断法时都有关于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内容的规定:限制竞争协议的垄断豁免、企业合并控制的垄断豁免、对外贸易的垄断豁免、特定行业、特定组织和人员的垄断豁免。结合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内容,学习他国的先进理念,为研究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适用奠定基础。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提出对于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国际民商新秩序要求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国家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享有豁免权,则不利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的分歧。绝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背道而驰,相对豁免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相契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在全球性国际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原则,标志着限制豁免说彻底战胜了绝对豁免说,是国际民商新秩序构建进程中的里程碑。     

国际投资法中的国家豁免

国家豁免问题是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古老话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国家豁免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基本的一点是在国家豁免问题上采取了限制豁免的原则。     

我国未来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立法取向

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各国实践始终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立场的对立和分歧。不过，限制豁免主义正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传统立场有待调整，在未来的国家豁免法中可有条件地采纳限制豁免主义。     

检察官豁免权的法理分析——兼论检察官豁免制度与司法责任制度的契合

在当下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键期,关于检察官豁免的法理研究有了时势需要。检察官豁免是检察官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时免受其他法律权力或支配约束的自由。检察官豁免起源于司法豁免,是检察官的职业特权,又可分为绝对豁免和相对豁免。准司法官职责论、制度利益衡量理论和人的理性有限理论等构成了检察官豁免的理论基础。检察官豁免制度并非对检察官司法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对其实体性构成要件的落实,并且可以有效地摒弃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结果责任制"模式的弊端。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与中国之应对

近些年来,针对国家及其财产的诉讼案件时有发生,而相关国家则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管辖豁免理论与之周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限制豁免论已经成为豁免理论的主流,绝对豁免理论的应用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约束,而且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批准,我国以及一些对《公约》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必然转变态度,进而接受并批准该《公约》,这是历史的必然。本丈着重从理论、国家管理、立法、司法、高等教育、企业和实务七个方面对我国如何应对该“公约》进行了阐述,指出在这些领域,我国应当如何具体操作,使我国国家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帚下最大化。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初论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存在有其相应的价值基础、思想理念基础和刑事政策基础。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从两条路径进行,即对主动作证的污点证人可以采取酌定不起诉的豁免方式,对被动作证的污点证人可以采取证人作证豁免权的豁免方式。     

浅析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中关于国有企业和商业行为判断的问题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挑战,绝对豁免原则逐渐走向相对豁免原则。国有企业能否成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主体,属于国家豁免原则例外的商业行为应如何界定,一直是国际法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内容以及美国最新案例法的发展趋势,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并在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     

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管辖豁免规则的新发展

个人刑事责任的管辖豁免是由习惯国际法形成的一个古老的规则,也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这一规则,个人代表国家实施的行为,包括代表国家发动的战争行为和危害人类的行为不受国际和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传统国际法中的管辖豁免规则必然受到冲击而发生新的改变,任何人犯有严重国际罪行都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国家官员刑事豁免问题引起的法律冲突及解决途径

本文以巴希尔案和国际法委员会讨论的“国家官员刑事豁免”议题为切入点，从职权豁免和属人豁免两个层面考察了国际刑法上“与官职无关”规则和豁免规则的冲突，并分析解决途径。     

有组织犯罪案件中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引入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犯罪嫌疑人作为检控方证人出具重要证言,从而得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目前,美、英、德、加等国和我国港、澳、台等地区都设立了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对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应当引入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并结合本国国情将其本土化。     

论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行为的法律责任

外交特权与豁免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实践中,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不仅损害相关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而且损害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行为是国际罪行,是国际刑法规范的对象,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该行为在国际法上引起国家责任,因此,从国际法角度追究相关国家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是受害国的重要救济手段。     

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豁免制度的建构

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及其豁免制度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核心制度安排。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与豁免实质上是基于价值冲突和利益衡量的博弈,应当适应互联网金融创新,廓清投资者保护与融资者支持、金融系统稳定与金融运行效率、披露融资信息与保护商业秘密的界限,科学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豁免的标准,构建科学、有效的信息披露豁免制度。     

简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作为司法机关的一项权力，污点证人作证豁免与辩诉交易制度、拒绝作证权等相关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不仅有现实的需要，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关的价值理念和法律政策基础。因此，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关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规定，立足中国现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并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完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商业交易的判断依据

对于国家豁免中的商业交易判断依据,理论上素有"性质"说和"目的"说之争,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偏向于性质依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采取了以性质依据为主、兼顾目的依据的折衷方案,但公约对目的依据的限制意味着那些原来一直主张性质依据的国家仍然可以只适用性质依据。因此公约并没有从根本上统一各国在商业交易判断依据上的立场。在审查合同或交易的商业性质时,不应该局限于"性质依据"或"目的依据",而应该从行为的全过程着手,全面考虑与案件有关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