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我国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应当放在重塑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中全面理解。新征程新挑战要求我们以更加成熟的治理体系和更加高超的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社会基础、重塑基层社会形态。一方面,“三治融合”有助于实现多元共治、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基层社会重塑目标,有助于妥善处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六个基本矛盾;另一方面,“三治融合”本身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同时,面向未来的“三治融合”建设也指向重塑基层社会的十大议程。本文基于浙江省桐乡市的“三治融合”建设实践,讨论为什么重塑基层社会是可行的,以及重塑中国基层社会的具体路径和未来议程。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价值旨向和实践向度

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模式、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发展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彰显了人民本位、公平正义、社会善治的价值旨向。新时代实现治理现代化要以党建引领“社会化”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共治能力，以党建引领“法治化”提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保障，以党建引领“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科技赋能，以党建引领“专业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精准施治。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体制创新擦亮“仁义任城”善治品牌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济宁市任城区在全市率先成立社会信用中心,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上下贯通的信用体系组织架构,把信用管理嵌入各个领域,倾力打造“崇信向善、仁义任城”品牌,充分释放基层治理“信”力量。     

破解乡镇监督之困的探索

乡镇是党和国家治理的“最末端”,其有效治理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事关乡村振兴,也事关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但因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性质使得其监督存在种种困难。近年来,遂宁市纪委监委落实中央和省委“大抓基层”实践要求,紧盯乡镇熟人社会监督难题,创新探索,通过锻造基层监督“廉立方”,逐步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立体式监督体系,有力有效破解了熟人社会监督难问题。     

从传统“双轨政治”走向耦合性治理：“龙山经验”的内涵、逻辑与突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龙山经验”创新和发展了新时代的“枫桥经验”，通过不断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提高了市域社会治理能力。以基层治理的“龙山经验”为研究样本，考察基层治理嬗变的客观背景与现实动因，剖析“龙山经验”从双轨走向耦合的发展逻辑，进而探索“龙山经验”在实践中取得的质性突破，形成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耦合、法治理念与基层治理的耦合、机关部门与镇（街道、区）的职能耦合等一系列耦合性治理模式，以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构建党员下沉式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机制--基于长三角X区“一编三定”的实践

人口流动性加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变得日趋复杂,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长三角X区“一编三定”的实践是建立在党员下沉式精准服务基础之上的基层治理机制,对于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盘活基层社会治理“一盘棋”

<正>打造920个“红色网格”、推动成立“红色物业”、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开展“红色商圈”创建……近年来，大连市沙河口区以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党建引领有效激活基层社会治理“一盘棋”，全区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居民群众纷纷点赞。     

第十三师新星市基层治理中创新“五治融合”实践研究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理顺基层社会治理中“多中心治理”与“再中心化”的关系，激活基层社会治理各方活力，发挥多元资源优势，需要以“五治融合”为牵引，守牢政治引领制高点，抓细法治保障关键点，夯实自治基础立足点，选准德治先导结合点，撬动智治支撑创新点，以“五治”促“共治”，打造出具有兵团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有效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研究立足兵团第十三师新星市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紧盯基层工作中的堵点、痛点，由下而上“破”难点，将“五治融合”的成功经验与当前基层治理工作相结合，让基层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创造既充满活力又安定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提升工作质量夯实基层治理组织保障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保障,组织强则基层稳,基层稳则国家兴。组织部门作为党委职能部门,应巩固提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将制度建设贯穿于组织工作的全过程,使组织、干部、人才“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推动组织工作提质增效,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持久动能。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青城路径”

强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提升党的城市工作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我区各地结合市域实际积极创新实践,摸索出一系列“党建+”社会治理的模式。比如,呼和浩特市坚持各领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全区域推进,积极推动城市基层各领域党建融合、资源共享,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我们探索了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青城路径”。     

治理容限：基层治理创新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何以产生以及基层治理制度、规则、结构为何在不断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考量环境因素,也要考量“治理创新”的技术本体。基于乡村治理变迁,以“治理技术”的微观视角提出“治理容限”这一概念,并从时空向度和效用向度构建起一个分析框架。从乡村治理变迁历程来看,任何治理技术在内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与行动者因素影响下都会面临治理超限困境,而治理技术的自我优化与重新建构将是化解治理超限困境的有效方式。理解“治理容限”能够为一些地方过热的治理创新冲动提供“冷”思考,在基层治理改革与创新过程中,追求“良好匹配”比追求“最佳实践”更重要,也只有形成与当下的基层社会“良好匹配”的治理技术,才能使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加可行。     

“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北大核心

2023年5月13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主办,温岭市委、市政府及台州市委党校承办,温岭市委党校协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温岭顺利召开。本次论坛设置“温岭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图景”“数字治理的观念与机制”“公共性与基层社会治理”四大单元主题。在每单元报告结束后,与谈嘉宾对报告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点评,从案例与数据来源、研究路径与方法.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