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转型时期,民商商会的兴起及与民间商会发展相关的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为部分公共权力从政府部门向民间商会的转移,而权力转移本身是双向的,即一方的权力让渡,相对应于另一方面的权力接受,权力让渡和接受的动力却在于隐藏于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分析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会分别成为两个平等竞争的不同治理主体,它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治理中的合作、协调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那么在博弈理论中,就实现了合作博弈均衡;而在治理理论中,则实现了统治向治理的转型.由于现实局限,我国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仍然处于要权与放权的博弈进程之中,这种权力的博弈尚未达到与治理对应的权力配置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因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识别

财政分权是解读和识别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视角。目前已有大量理论研究表明中国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分权状况与当地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前者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为实现上下级政府间的充分合作和国家的有效治理而采取的一种政府治理手段,这种治理手段与其伴生的地方政府一系列的行为反应交织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此外,也不乏以财政分权作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代理变量来解释不同地区政府治理绩效差异的实证研究,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识别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资料。但是,已有研究在财政分权测量方法上的分歧导致其结论难以统一。实证研究表明,财政自主度和支出比率分权才是分别测量一省省级政府自主程度和其向下分权状况的最优方法。在此基础上的聚类分析和偏相关分析则可以初步展现出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级政府三者间的权力分配状况以及不同省份的政府治理模式。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责任缺失下的村民自治:基于不完全权力的解释

村民自治是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然而,责任缺失已逐步成为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掣肘。本文以自治主体的权力为出发点,构建了不完全权力的理论模型,试图从"情境"和"过程"的双重视角为村民自治中广泛存在的责任缺失现象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所谓"情境",是指村民自治结构的集权性质,即自治权力向村民委员会集中、村民委员会权力向村民委员会主任集中;所谓"过程",是指自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主观原因或被动原因未能完全行使,即"主动不完全"和"被动不完全",二者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生成逻辑。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 ——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信访治理的四重争论及其化解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设置,在现实运作中存在四重争论,本文以“国家--作为国家代表的整体性政府--作为层级的政府--作为具体处理机关的政府”这一框架,对四种争论进行分析。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与权利的争论;二是整体性政府与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之间:成本与效益的争论;三是层级性政府之间:诉求上行与处理下移的争论;四是具体处理诉求的政府治理方式之间:情感治理与规则治理的争论。四重争论从抽象到具体,层层递进,严重影响了信访制度作用的发挥,因此需要治理的化解术。“枫桥经验”为其提供了一个经验视角。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以权力引导权利和以权利监督权力、依靠群众化解、就地化解、引入情感治理等方面提供了化解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解读

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战略,其核心是治理.治理的基础品性是主体多元且平等;国家可以是“大国家”即拥有语言、文化、种族、历史、领土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制度性权力运作的共同体,也可以是“小国家”即作为民众所在场景中与市场和社会并列的系统;现代化就是向“现代”的发展演化.国家治理,顾名思义,就是将治理融入国家系统,从而有“大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小国家”的国家治理并涉及相应层面.在国家层面,治理与现代化有相通之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而应该注重本土导向,即将国家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中国化,同时,对国家建设的中国实践进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角色特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均需内化治理理念.各方只有更好地自助和自我增能,才可以互动共进,共致目标.     

煤矿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政府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煤矿产权经历了国家垄断、中央向地方放权和政府向部门分权、向企业赋权、向社会让权的改革历程。在这一改革历程中,中央逐步向地方下放管理权和收益权,地方政府又逐步把权力分散到相关部门、企业和个体,显示中央向地方放权和政府向企业赋权的治理特征。改革进程也引发了地方保护主义、府际间利益分割、部门间利益分化、村干部腐败、官煤勾结等问题,反映了煤矿产权改革中政府治理转变的曲折与艰难。文章采用制度分析方法,通过对煤矿资源开采和利用中经济运行背后的产权结构进行政治分析,考察不同利益主体在煤矿产权改革中的博弈行为选择,揭示煤矿产权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联。     

政府经济权力的反思与重构:基于负面清单的思考

政府经济权力的运用,既要发挥政府经济权力干预经济的正效应,又要防止其权力过大限制市场机制,这本身是难点问题。2013年负面清单制度在中国自贸区的尝试、复制、推广,并很快运用到各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法治化方面,这给政府经济权力法治化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经济权力的重构的基础。尤其在中央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负面清单制度更是重构中国政府经济权力、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