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公司法与中国公司法的比较

2005年中国修订了公司法,本文试图对离岸公司法和修订后的中国公司法进行比较,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离岸公司这一形式进行投资的情况下,这一比较应当有其价值。本文主要选择《维尔京群岛国际商务公司法》①(以下简称维尔京公司法)作为离岸公司法的代表和中国新公司法进行简单比较,从公司形式及设立、资本和股份制度、公司治理等方面展开。     

新公司法新在哪里

我国于2005年10月27日对公司法作出了大幅度修正，并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本次公司法修改是1993年公司法颁布以来最全面系统的一次，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亮点，比如，鼓励投资：降低了设立门槛，更方便公司的设立；鼓励创新：无形资产可以占到70％；公司自治：赋予公司章程更多的“契约自由”。     

《公司法》释义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公司的设立、出资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内部治理结构、一人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等方面做出重要修改和新的制度安排。为更好地宣传公司法,正确理解有关规定,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为此,该书主编之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法规司司长王学政先生,就新修订的公司     

论企业税收筹划可随公司法修订而变化

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公司法》中,很多规定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动规范与公司税收筹划活动有直接关系。本文首先阐明了新公司法的修改之处,然后对公司税收筹划因此而产生的变化作出分析,主要涉及公司出资、公司设立主体、公司盈余的提取与分配、公司破产清算等几个方面。     

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明显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公司法在1993年颁布并实施,经1999年首次修订、2004年二次修订,于2005年修正,沿用至今。由于我国引入公司与公司法的时间较晚,对于公司治理方法尚未成熟,公司的管理还较为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管制不仅包括政府管制的方法、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公司结构等,还包括司法对公司的一种强制性处理管制。本文针对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进行分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管制经验结合我国公司法中的不足提出讨论问题,并探讨了立法政策对公司法的影响。     

涉公司股东权益司法实务问题答疑——专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

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实施后,针对《公司法》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3个司法解释,解决了1993年《公司法》与2006年《公司法》新旧法律适用衔接、公司清算、公司设立阶段的民事责任、股东出资义务与责任、股权确认等部分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为审判实践中准确适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公平、公正处理民商事案件提供了统一的司法依据,对     

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属性及目标的探析

国务院于2000年11月10日颁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该条例中的公司属性如何?是否适用于《公司法》?设立该公司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在目标实现过程中有无风险?此文将进行探讨及分析。     

试析新公司法的新变化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公司法的第三次修订．此次修订较之前两次在修订的内容和力度方面有重大突破．对学术界和企业界呼声很高的问题作出了创新性规定．与原《公司法》相比．新《公司法》除增强了公司自治力度等外．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新变化。     

新公司法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2005年我国对过去的公司法做了最新的修订。这次《公司法》修订，顺应国际趋势，尊重客观规律，敢于突破和创新，最为完整和彻底。新修订的《公司法》不仅实现了立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飞跃，科学分界了公司各方的权利和责任，而且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公司诉讼体系，必将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法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的新修订的《公司法》，不仅进一步强调了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设立的门槛，鼓励更多的从校园走出的青年以及有志于创业的人去创业。本文将围绕新修订的《公司法》，针对其相关内容以及在实施后对我国的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相关研究和探讨。     

立法

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 规范公司设立及运营 2月15日，为正确适用《公司法》，结合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公司法建构中的国家角色

考察公司制企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现代公司制并非单纯源自商人实践。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公司制度变迁中,国家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与自古以来因官商关系形成的国家对商业的深入渗透,并加之中国特色的国企问题,造就出中国公司法的一种独特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企业所有制及法人本质的争论,从侧面反映出国家与公司之间、国企改革与公司法之间的盘根错节。因为不得不囊括国有公司与私人公司,因此需要建构兼具包容性、融合性的公司法律制度体系。国有背景公司的特殊出身和股权结构以及治理模式存在浓厚的意识形态元素和官商文化气质,需要公司法作出差异性的制度应对,以便契合中国国情。国家角色在公司法制的演变中会持续发挥作用,但其功能也会适时调整,近期公司法的修订中国家应当集中关注强化国有公司治理制度、推进公司社会责任的诉讼机制发育及因应资本约束软化完善债权人利益保护规则体系。     

公司法修改与完善公司监督法律制度

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公司监督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公司法是1993年12月29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并自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当时我国公司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因而在立法观念、立法体系、立法技术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十年多来，我国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然而《公司法》却仅在1999年和2004年有过两次微幅的修订。     

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历史性变革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寓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一种解释论的观点

1993年以来我国《公司法》虽经过多次修订、修改,但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司法》最初是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参酌各国公司立法经验,整合了有限责任公司法规范和股份公司法规范,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现行法上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对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产生了困扰。各国现代公司法体系是19世纪自由竞争和工业经济的产物,是为大型公开公司的需求而设计的。多数国家以公开公司为基础,以封闭公司为例外,建立了公司法的体系,在立法形式上,采取这两类公司的分别立法或统一立法的模式。近年来,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进行了公司法的改革,转变了原有的观念,以中小企业和封闭公司为基础构建一般规范,对公开公司作出例外规定或就某一事项作出单独规定。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应顺应当代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要求,在坚持现行法上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合于一部公司法典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建立从公司设立、存续到消灭等的同一事项中以具有封闭性质的中小公司为定位建立基础规范,对具有公开性质的大公司作例外或单独规范,以利于公司法的解释和适用。     

股东新诉权的行使困惑与应对机制——从新《公司法》的派生诉讼谈起

2005年10月27日，我国新《公司法》几经修订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新《公司法》首创了一人公司、公司法人格否认等新制度，同时，对于公司股东诉权的规定，也有许多新的创立。它首次明确了股东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弥补了旧公司法存在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派生诉讼制度的空白，为中小股东行使权利，保护权益设立了法律屏障的保护。但同时，我们在为此欢呼的同时，也应用理智的眼光、冷静的态度分析这一新权利的行使所面临的困境，并着眼于如何应对．这对于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是有效而必要的。本文着眼于派生诉讼的制度规定．对上述问题做出简单探讨。     

清算组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主体资格问题的法律释义

对于清算组织的产生、作用及权利，我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在法学理论上，对此也早有定论。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司制度进行过渡和规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再加上企业部门及行政主管部门在公司解散和清算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现象，同时在公司法尚未颁布的情况下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司法部门又针对所出现的问题和现象颁布和下发了一些概念不清且用词与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和理论不一致的规定和解释，并且在公司法颁布以后又未能及时对上述规定和解释作出相应的规范和调整，造成立法歧义。     

公司法现代化：适应性改进的理论框架

公司法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於创建一套适宜於特定社会的公司制度。公司制度最终由一系列规则构成，公司法现代化最终要表现为规则的变动与选择，即用一种规则体系代替另外一种规则体系，或者增加某个规则体系。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三个基本追问：什麽是适宜的公司法？规则的替代或者选择的路径是什麽？这些适宜的公司法规则到底该如何展开？2005年《公司法》的颁布，只是中国公司法运动的开端，远非终结。这三个追问，将一直是中国公司法法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在此，我们将简单讨论这三个问题．试图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建立起一个有关公司法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审视中国公司法法制实践中的某些问题。     

中国——欧盟公司法研讨会综述

由西南政法大学欧盟法律研究所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与经济贸易法学院联办的中国———欧盟公司法研讨会已于 2004年 10月 30~31日在重庆市丽苑酒店举行。德国法兰克福法学院前院长Kohl,我国著名学者王保树、朱慈蕴、顾功耘、冯果等出席了此次会议。公司法的内容博大精深,本次研讨会确立了五个主题:专题一:有限责任公司法的修订和改革;专题二:关于公司法现代化的宏观视角;专题三:公司的资本制度;专题四:公司的设立制度;专题五:公司司法问题。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30余篇,每位与会学者在 20分钟的主题发言中,分别就提交论文中的…     

论新修订公司法对关联交易的规范

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颁布以来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修订。修订后的《公司法》有多处规定体现了对修订前被广泛讨论的关联交易问题的规范,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这些对关联交易的规范缺乏系统性、明确性和全面性,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入世”在即，《公司法》修改不容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称“公司法” )是我国立法机关制定的第一部系统规定公司事项的法律。自其 1994年 7月 1日实施之日起，至今已有六年多。这期间，公司法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投资和公司实践的发展，公司法存在的缺陷也慢慢暴露出来，尤其是在中国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对公司法作出修改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迫在眉睫。 尽快明确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 　　一人公司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新产物。无论是大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