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本制度的原理、演进与司法新课题

我国《公司法》2013年修改前,公司资本制度是以注册资本为核心、净资产的变化受注册资本管控和检验的规则体系。2013年《公司法》的修改对公司资本形成设定了新的规则。新资本规则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原先以注册资本为核心的公司运营及债权人保护理念,更为务实地在公司自由经营与债权人利益保障间选择了新的平衡点。资本形成规则改革既是整体资本制度改革的先声,也为资本理念发展和资本法律体系协调完善提出了紧迫要求。当前,应当结合新的资本理念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及周边法律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公司资本司法审判的新方法。     

论中国公司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论中国公司法的“服务型”转向

无论是从公司合同主义的理论解说路径出发,还是从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实践背景切入,甚或是从商主体治理的制度诉求出发,公司法的基本定位都应当是"服务型"的。以"服务品质"为标准重新检视中国公司法,我们会发现其至少存在"知识源"供给不均衡、公司合同范本"老化"以及过于依赖后置型公司合同"漏洞"填补机制三个层面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公司法需要进行一场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引入与更新立法"知识源"、缺省性规范增量扩容、公司法规范的清单式指引设计、程序性规则体系化完善,以及构建创新导向型公司法基础规则、以信息信用为核心统筹公司信用监管体系、打造有助于投资而非投机的公司金融规则等举措,提升中国公司法在私人治理和国家战略两个维度上的服务品质。     

新《公司法》与律师实务

新的《公司法》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这次《公司法》的修订意义重大，它不仅对我国公司立法、司法．公司实务、公司法理论乃至我国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产生直接而现实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给律师业务的拓展带来了无限机遇。作为律师，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一机遇，不仅要把新《公司法》的制度、规则和精神灌输给广大企业，同时还要通过诉讼、非诉等律师实务活动，去激活这部被誉为是21世纪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公司法》。不仅要让广大投资者真正成为新《公司法》的受益者，同时也要为我们广大律师创造更为广阔的业务空间。通过对新《公司法》的学习和研究，笔者发现，新《公司法》在以下三个方面将给律师实务带来新的机遇。     

离岸公司法与中国公司法的比较

2005年中国修订了公司法,本文试图对离岸公司法和修订后的中国公司法进行比较,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离岸公司这一形式进行投资的情况下,这一比较应当有其价值。本文主要选择《维尔京群岛国际商务公司法》①(以下简称维尔京公司法)作为离岸公司法的代表和中国新公司法进行简单比较,从公司形式及设立、资本和股份制度、公司治理等方面展开。     

公司法现代化：从文本到实践的适应性改造

中国2006年新公司法的出台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公司法现代化运动的代表之一，引进了各国在竞争中胜出的公司法规范，在公司法基本理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实现了公司法指导思想、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具体制度的现代化。     

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的冲击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许多国家顺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先后在公司法中确立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但是，一人公司的出现与发展，对传统的公司社团性理念以及公司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本文认为，传统的公司理念对公司立法承认一人公司不利，应强调公司的本质特征为“公司是独立于其出资人的法人”，而不在于其社团性。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人公司的弊端，因为一人股东确实打破了复数股东的相互制衡性。因此，应在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同时，强化对一人公司运行机制的平衡控制。如强化公司资本制度，严格资本充实规则；在公司登记中强化公示主义与要式主义的适用；在法定的有限范围内对一人股东适用无限责任；特定场合下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制度等。     

试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完善

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理论研究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该制度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包括解散事由的过分狭窄、前置条件的限制等。这将影响《公司法》在解决公司僵局、保护股东权益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司法解散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     

激烈竞争下的变革:公司法判例法方法的引入

我国《公司法》2005年的修改拉开了公司法现代化的序幕。在大量借鉴和引入西方先进公司法制度的同时,我们应审视我国公司法发展和变革轨迹。目前,西方国家公司法发展和竞争的良好态势使学习和借鉴一些判例法国家的先进公司法律制度成为首选,但是,一味将这些属于舶来品的制度进行盲目借鉴,必将导致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后果,我国的公司法改革也将可能因此而误入歧途。这就有必要在我国现有公司成文法体系的基础上,适时引入产生先进公司法律制度的方法和途径即判例法方法,以有效推进有中国特色公司法的改革,使我国公司法既能满足自身制度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能够沉着应对潜在的区域公司法的制度性竞争,为今后我国公司法的不断改进和迅速发展奠定良好的体系性基础。     

公司股东的“除名”与“失权”:从概念到规范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有关条文被认为确立了股东资格解除规则,但此规则从目的、功能以及适用条件等角度而言,应属失权规则而非除名规则,且从适用条件角度而言其极大地缩限了失权规则的适用空间；从适用程序角度而言,在我国公司法体系下亦存在诸多障碍.故需要从除名规则及失权规则之来源即德国民商法中追寻其含义,在德国公司法上适用时进行正本清源的考察并辨析两者关系.在此基础上主要基于目的、功能之区别以及我国公司及公司法实践之现状,从公司法体系理性、法律规范特点等角度对除名规则与失权规则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以实现各自法律调整之目的,进而完善我国的相关公司法制.     

法定资本制：诠释、问题、检讨——从公司不同参与人的利益冲突与衡量观察

本文透过探讨法定资本制在我国、欧盟和美国公司法中的不同理解与诠释．检讨这一制度所共存的问题，旨在揭示：1．法定资本制即为确定资本制这一论断．并非是两大法系公司法的共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也非在时间上次第地更迭；2．法定资本规则未能给制度设计当初拟保护的群体以切实的关怀．同时．使得不应受益的群体从中得利．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保护债权人模式．是一虚幻的迷宫和失败的主张；3．公司法改革的正当理念直接影响公司资本制改革的成败．否则．片面地主张“从法定资本到授权资本”．我们只会从一个虚幻．步入另一虚幻．走出一个迷宫．进入了另一个迷宫。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的应用及完善

随着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和制度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国家以判例或立法的形式认可了公司法人格否认。我国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立法的形式将这一制度正式引入我国司法实践,对我国民事立法和民商事审判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立足于我国公司法和相关诉讼程序立法的现状,以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理论为研究对象,总结和分析了相关理论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地方,针对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存在的程序性问题提出了相关见解和构想。     

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

滥用公司人格的普遍性与严重性是我国公司法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诱因,但是,国外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向来是在个案中适用的,因而该规则采用制定法形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宜采用判例指导制度.同时,要密切关注公司法人格否认在中国实践中的特殊性,注意欺诈、资本严重不足和过度控制在公司法人格适用中的关键作用.在司法审判中,应谨慎适用这一规则.     

从公司法规则的分类界定公司章程的边界

本文从对公司法性质的分析开始 ,对公司规则的分类进行探讨。认为对于公司规则从宏观上讲应分为强制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然后再将任意性规则细分为推定适用规则和许可适用规则。在此基础上 ,以达到社会最优化的效果为原则 ,对公司法的规则进行一个粗略的分类 ,以此为前提 ,说明公司章程的边界。最后 ,对我国公司法未来的修改提出一些建议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2014年的92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公司法》、《公司法解释(二)》和指导案例15号确立的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在现实中均得到了积极应用,但其中亦存在以下突出问题:指导案例确认的关联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尽管获得了高度认可,但法官在援引法律依据方面做法不一而且仍有少数法官持反对态度;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存在或者过于简单化,或者过于严苛化的情况;《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和"无法进行清算"等要件如何判断认定,各方理解不一。对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关联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成文化,加强公司面纱刺破理由的规范化。     

公司法律形态结构改革的走向

现行公司法上,公司法律形态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有限责任公司虽属封闭公司,但没有涵盖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却容纳了公开公司和封闭性的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结构导致了封闭公司适用不同规则,公开性股份有限公司、封闭性股份有限公司适用同样的规则。公司法改革的取向是整合封闭公司资源,重塑有限责任公司形态,涵盖所有封闭公司,并使股份有限公司仅具有公开公司特点,不再涵盖发起设立的公司。在此基础上,同一法律形态的公司适用同样的规则,以利公司法现代化。同时,实现公司法体系一元化,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并轨,这是重塑有限责任公司形态的应有内涵。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我见——《公司法》第二十条解读

关于在我国建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国在《公司法》修订之际，在借鉴国外公司立法与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众望所归地建立了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必须严格把握界限，不能因此动摇公司有限责任的基础。本文通过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分析，对新《公司法》第二十条进行了解读。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则探究

作为一顼强制性规范，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但股权的价值取决於目标公司的资本状况、经营情况等，当投资风险超出股权收益或股东寻求他种投资渠道时，股东既然不能抽逃出资，那么保证股东退出公司的途径之一便是转让股权。鉴於实务中大量出现的股权转让纠纷，2006年《公司法》就股权转让规则加以完善，并且2011年的公司法司法解...     

我国公司法建构中的国家角色

考察公司制企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现代公司制并非单纯源自商人实践。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公司制度变迁中,国家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与自古以来因官商关系形成的国家对商业的深入渗透,并加之中国特色的国企问题,造就出中国公司法的一种独特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对企业所有制及法人本质的争论,从侧面反映出国家与公司之间、国企改革与公司法之间的盘根错节。因为不得不囊括国有公司与私人公司,因此需要建构兼具包容性、融合性的公司法律制度体系。国有背景公司的特殊出身和股权结构以及治理模式存在浓厚的意识形态元素和官商文化气质,需要公司法作出差异性的制度应对,以便契合中国国情。国家角色在公司法制的演变中会持续发挥作用,但其功能也会适时调整,近期公司法的修订中国家应当集中关注强化国有公司治理制度、推进公司社会责任的诉讼机制发育及因应资本约束软化完善债权人利益保护规则体系。     

香港新公司条例修改概要

新《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下称“新条例”）於2014年3月3日开始实施，标志着香港公司法踏进新纪元。新条例旨在达致的四个主要目的，是加强企业管治、方便营商、确保规管更为妥善及使公司法例现代化。     

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

本文分析公司法的基本性格 ,探讨参与公司制度的各方当事人是否有选择或退出法律规范的自由。对有限公司法而言 ,原则上普通规则可以是任意性的 ,而基本规则应具有强制性 ,不得由当事人自由变更。股份公司法中的基本规则和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适用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 ,原则上它们应该是强制性的 ,有关利润分配的普通规则则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体系和结构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