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诉求的转变

合法性是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它给予了统治与服从以正当的理由，因此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政治思想，     

民心在“历史周期率”背后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历史事实,又似乎是人们难以走出的“迷津”。历史周期率作用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失去民心,丧失政治合法性所致。那么,统治者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又是怎样失去民心的?统治者丧失民心是有以下认同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价值认同危机。民众对统治者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是赢得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因为民众对现成制度的认识,对统治正当性的理解,都是从统治者提供的价值理念中获得的。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对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当统治者的价值观被人们普遍接受,其统治就具有合法…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与唐朝繁盛局面的形成

唐朝“贞观之治”的空前盛世与唐太宗的用人思想是分不开的，那么唐太宗用人思想的高明之处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唐太宗非常重视用人，他把进用善人作为自己终身奉行不渝的三件大事之一。他说：“朕今勤行三事，……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自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他认为只有依靠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才能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也已明察到能否得才、用人乃李唐王朝的安危所系。因而，他反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非用其人，必难致治”。唐太宗把“为官…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质疑

应该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已被替换为先秦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中国先秦哲学之合法性构成问题,往往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和标准的。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千古不变的“中国哲学”,当然也不存在一个千古不变的西方哲学。哲学到底是不是科学,一度成了严重的问题,这可看做是西方哲学的合法性焦虑。但是,西方哲学的这种合法性焦虑却产生出肯定的结果,产生出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哲学、语言哲学、现象学、科学哲学等纷繁多样的哲学流派。因此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乃是一伪问题,真正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如何建立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中国哲学。     

奖不虚设 罚不妄加

一段时期以来，有些领导者把奖与罚的功能神化了。在他们心目中，无“奖”不能兴邦，有“罚”才能治国。于是乎，滥奖滥罚的现象屡见不鲜，久而久之，人们对奖和罚也就听惯了看淡了。而奖与罚的关键是“度”，有“度”才能设之恰当，加之合理。否则，奖不能激励斗志，罚亦不能以一做百。那么，如何把握其“度”，达到“恩”、“威”并举呢？笔者认为应在“四讲究”上下功夫：奖不虚设，讲究及时。古语云：“号令不虚出，赏罚不滥行。”“赏不逾时，欲民速得善之利也。”这就是说褒奖不虚设奖要及时，让人民大众及时得知为善的好处。时下，不…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先要正“五官”

“党员干部担负着统筹谋划领导部队建设的重任．其政绩观正确与否。对部队建设科学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党员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笔者认为就是要走得正、行得端、站得稳。首先就是正“五官”，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权力漫谈

离岗之后，旁观权力，深思默察，颇有感悟，心之所想，笔之所至，是耶非耶?望广大领导干部鉴识。　　权力不是永恒的,要“上”得健康,干得洒脱,“下”得痛快　　对社会而言，对一个群体而言，权力是永恒的。因为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离开了权力、权威，随时都可能陷于无政府状态。别说健康发展，就是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都无从建立和维系。但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讲，哪怕他处于权力的峰巅，其权力也是暂时的、相对的。从获得权力到失去权力，不过是一个过程。对于这一点，有的掌权者想得不清，看得不透。他们“官”念太强、权欲太盛，他们迷…     

谁是“霸力”倒台的幕后推手？——从王跃进出逃看与民企合作的风险性

名噪一时的中国鞋王“霸力集团”倒了，赫赫有名的王跃进也像人间蒸发一般躲到澳洲。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那么让人难以置信。好端端的“霸力”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一时间各类“解剖”文章连篇累牍，各色人等争相“把脉”：说跨行业经营“亏死”的有之；     

走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误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意思是说，使用这个人就不要怀疑他，怀疑了就不要重用他。干百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视之为用人的法宝。然而，笔者根据长期的实践、调查与思考，认为这一原则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着一些误： “用”之误区。有人认为，“用人不疑”就是要绝对相信所用之人的德和才，用与被用两放心，否则他就不可能放胆实干。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片面、错误的认识，结果只能是用人单位对所用之人缺少必要的“疑”，即考察、监督，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同时，所用之人也会以此作为借口，对必要的监…     

海南新闻时事评论员、记者柳明：转变态度应是第一步

“红会”遭遇信任危机，有人说问题出在频发的负面新闻，也有人说是制度不够公开透明，这些都有道理。但作为一个全国范围都有分支机构的庞大组织，管理上的难度导致了所谓的“负面新闻”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法避免，而其所背负的官方背景也让制度改革难以一蹴而就。那么“红会”的“信任危机”困局在未来该如何化解？笔者认为要先解决导致危机出现的自身态度问题。     

也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兼与刘烈龙同志商榷

近日看到《理论月刊》发表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下简称《不等于》）的文章，作者刘烈龙同志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分开来，认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进人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属于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阶段，作者还提出要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并“采取倒位或退位的方式”，“从社会主义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逆向运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并也想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大厦的基石，是我们…     

五彩丝缕绣工夫

首唱少女给情郎绣荷包表爱心的──四川民歌，有句“为绣荷包儿有人求，瞒倒爹娘绣得忙”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工生恋情，违背父母之命，私送信物，故要瞒着。荷包随身佩带，除装钱物又作装饰，元杂剧明清小说服饰描写每每提及，欧阳修的“紫荷垂系”即言此物。因以彩色丝线刺绣，放必出自围阁，送心上人，图案绣鸳鸯或并蒂莲，喻有情人终不分离，针针线线，极尽工巧，最见女子患心深情。荷包未必都特别，然而刺绣确非等闲手段。先秦典籍记“观占人之象＂时，把“作会”（即给）与“绿绣”并提；说“画绩（绘）之事，杂五色五采备谓之绣”（《尚…     

中国崛起亟待公平正义支撑——合法性建构问题探讨

今天,民众对于执政者合法性的信仰只能产生于合理统治的基础上,领袖们要想展示自己的魅力也只能是在构建合理型的合法性的舞台上     

美国国会与政府信息公开

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把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划分为魅力型（又称“克理斯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等3类，由此形成3种不同的统治类型：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其中，魅力型统治和传统型统治的权威来源于“上天的命令”、“君权神授”的观念、传统的“神圣性”以及统治者的个人魅力等。很明显，这两种权威的来源都具有神秘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社会里的政府就是“神秘政府”。     

江万秀：敬畏信仰道德

几近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伦理学研究的江万秀认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可以不信仰宗教，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当下中国道德建设上存在的一个深层痼疾，即社会转型期敬畏之心的普遍缺失。人要有所遵循，必要有所敬畏。否则，言行必将失范，社会和谐发展也难以维系。那么，当前中国人的敬畏之心如何培育？中国的信仰之路到底在哪？     

提倡契约精神构筑道德大厦

提倡契约精神构筑道德大厦王增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也是贯穿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的重要思想。现在，从理论上讲，恐怕没有人认为不需要两手抓。那么，为什...     

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方法研究

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特色妇女理论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解决了方法问题。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构建在方法上首先须做到“三个一致”;其次要了解后现代语境中的合法性与非合法性问题,破除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盲从,倡导妇女理论中的个性化、多元化表达;再次,吸取合法性即“悖谬”的启发,制定和遵从中国特色妇女理论自身的言说规则。     

清醒认识党的执政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是一个文绉绉的说法，指的就是执政资格。我们党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革命到执政，执政资格原本不成问题。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那么一些噪音和杂音用所谓的“合法性”来质疑党的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新街。新街

现代化既然是个绕不开的“坎”，那么哪一个民族都得“闯”！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着重考虑的问题当是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能走得更快而不致“落伍”，如何能走得更稳而不致“摇摆”，如何能走得更好而不致“迷失”。 会泽县新街乡和东川区新街村让我们看到了方向。     

应当重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问题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政体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左”倾思潮的长期影响下,使得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不大重视国家的政体问题,他们所重视的只是国家的阶级内容和阶级本质。在另一些人看来,既然内容决定形式,因而政体问题是无所谓的;似乎一个国家的性质只要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它的政体采取什么形式,政权的内部构成是否合理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还认为,有什么样的“内容”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形式”,“内容”本身会自动“创造”出适合于自己的“形式”,因此对形式的研究是多余的。我认为,上述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