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策略行动、草根失语与乡村柔性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机构成,其治理模式选择及其成效直接影响着治理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范式因其内在治理价值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引领着公共治理的潮流。本文基于"案例-归纳-演绎"的分析框架,以江西S市绿色殡改中"棺材争夺战"为研究个案,采取"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分析各级政府和弱势群众在绿色殡改运动中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阐释地方政府"策略行动"和基层群众"草根失语"的内在逻辑。文章在阐明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从基层政权的公共性重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和底层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构建三个方面论述乡村柔性治理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定位,并进一步探讨乡村柔性治理的目标愿景和实现路径,以期促进乡村善治,从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一种思路。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分析──基于北京Y区的实证研究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全面理清乡村振兴的短板,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短板,借鉴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六盘水"三变"模式、安顺"塘约道路",实施新时代乡村振兴工程,以实施新治理、建立新秩序、培育新农人、提升新农业、建设新乡村、创造新生活等为着力点,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研究——基于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QCA方法

分析2019年首次发布的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发现,上级支持、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是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必要影响因素。通过外部与内部条件变量的组合归纳得出,分为内外互动型,内生治理型,外部推动型,信息技术型,经济投入型五种治理模式。     

老人治村:将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以鲁西南一镇三村的调研为基础

在传统型村庄,家庭发展的压力排斥了年轻精英参与村庄治理,负担不重、有德有才、积极性较高的老人成为村治的主体。多元自治组织通过赋予老人参与村治的身份完成对老人的动员,在国家治理任务和乡村自治任务分类治理背景下,老人治村的作用机制在于协调利益、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且行政配合自治的关系模式也维持了村庄自治系统的良性发展。负担不重的老人作为村庄"经验的财富"通过在促进项目落地、发展村庄经济文化生活和维持村庄秩序规范上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从基层治理的群众路线和乡村振兴的角度而言,应积极将负担不重、有能力的老人动员到村庄治理中来。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协同治理探析

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路径的内在机理,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应当围绕"谁来协同治理、协同治理什么、如何协同治理、靠什么来协同治理"四个基本问题来谋划,从治理主体培育、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方式创新三个方面系统性构想对策。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风险社会下农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河南省H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呈现,具有强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增加了防控和治理难度。农村社会为化解疫情防控资源不足和设施薄弱等问题,实现了由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切换,通过集中资源、快速决策、硬核管控、群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疫情的高效防控。农村高质量的防控源于治理模式的转换,也得益于村庄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湖北荆门J村调查

国家政权建设必须回应自上而下规划的社会变迁与自下而上乡村性质变迁的要求,村组两级组织的接点治理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保证村庄社区的有序稳定,有效表达村民公共需求。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覆盖型的接点治理模式,还是农业税时期结合型的接点治理模式,都是正式权力嵌入地方社会的有益尝试。后税费时期的治理接点被弱化甚至瓦解,使原来的国家-接点-农民关系变为官僚体系与农民的直接打交道,它带来基层组织的脱嵌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只有重塑治理接点的权力性质,实现其合法性来源的转换,使合法性与合理性兼具一身,才能呼应并协调地方诉求,促进国家政权建设稳妥推进。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递减的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新时代西部地区村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新津区Y村为例

新时代村民阶层分化研究是透彻认识村庄、实现村庄善治的前提和基础。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声望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可将村民内部划分为5个阶层。探讨和分析村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村庄治理是当前村庄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乡村振兴的战略实践——福清市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的农村发展与崛起指明了方向,而乡村治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一直深受各级政府重视,尤其在中国步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面对新时期农村工作的复杂局面,强化乡村治理,进而实现乡村善治便成了人所共识。乡贤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既发端于乡村的特性,又相对开明的特征,成为了嫁接政府与乡村间最好的桥梁,引入乡贤辅助参与乡村治理,这种模式在全国并不鲜见。福清市有着大量的海内外乡贤,就如何用好乡贤资源,发挥乡贤作用这一问题,全市上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逐步走出了一条"支部主导、乡贤补位、群众自治"三位一体的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模式,对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有所启鉴。     

治理有效视角下农村基层党建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探讨——以长治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乡村振兴提出的二十字方针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具有相同性。无论是乡村振兴或是社会治理,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实现农村场域的振兴,现代化是必然要求。农村场域是重点、更是难点,必须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振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以督促治：乡镇政府运作的一种新机制——基于H市A镇治理实践创新的分析

随着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送资源的力度，乡镇治权经历了从被动弱化向无序扩张的内在转变，对权力进行监督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当前乡村治理场域逐步建立起以层级分布和条块互动为基本特征的乡村监督体系，构成了乡镇政府推动中心工作的新机制，并逐渐建构成为乡村治理模式的基础性逻辑。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是当前乡镇政府运作的创新治理机制，一方面具有治理模式转化、政策层级统筹、政策落实考核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纪检监察组织在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其能够借助问责机制介入治理过程之中，实现对乡镇治权的自我约束。作为反向激励形式，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有着深刻的制度基础，其有效运行依赖于控制权结构的内在调整、治理资源的项目化运作以及数目字管理的普遍运用，是影响乡镇政府行为的另一重面向。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