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混乱与农村低保政策的微观实践分析

农村社会中的规则混乱,带来了村干部在低保分配上的困境及村民在申请低保上的无原则诉求。在低保分配上出现了两种异化现象:低保户到低保人的变迁和低保资源分配的"关系化""治理化"倾向。这源于村干部在低保分配中抛弃了公共规则而选择了策略性、工具性的行动伦理,从而必然带来低保资源分配不公平。在低保申请上,主要出现了"人人要低保,户户争贫困"现象。村民这种心理诉求是由村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出来的,具体来说是由村民和村干部、村庄社区和国家互动形成的。低保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共同认可、具有可行性和公正性的可供参考的规则,这成为当前农村低保政策在实践中遭遇各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农户家庭行为的社会性约束与理性选择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就形成了吃苦耐劳、勤劳节俭的经济态度和品格,在经济行为上表现出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并保持劳动对闲暇、消费的较高替代率。形式论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讨论主要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农民家庭的劳动力投入和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实体论视角下的讨论则是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进来,即从目的理性、伦理小农的角度去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也就是要理解农村社会文化系统与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讨论影响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     

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湖北荆门J村调查

国家政权建设必须回应自上而下规划的社会变迁与自下而上乡村性质变迁的要求,村组两级组织的接点治理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保证村庄社区的有序稳定,有效表达村民公共需求。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覆盖型的接点治理模式,还是农业税时期结合型的接点治理模式,都是正式权力嵌入地方社会的有益尝试。后税费时期的治理接点被弱化甚至瓦解,使原来的国家-接点-农民关系变为官僚体系与农民的直接打交道,它带来基层组织的脱嵌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只有重塑治理接点的权力性质,实现其合法性来源的转换,使合法性与合理性兼具一身,才能呼应并协调地方诉求,促进国家政权建设稳妥推进。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中农经济：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业实践形态与农户行为逻辑

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为中等规模自耕农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进而塑造出中农经济形态。中农经济的最核心变量是经营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能与外出打工收入相接近,使得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处于村庄中等水平。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维持中农经济结构的两个要素,保证一定规模的种植面积和进行多种经营。中农经济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经济,中农群体要充分利用家庭自有劳动力进行生产,以减少雇工和雇佣机器的成本开支。中农经济不仅能够满足中农群体的自我生活消费需要,使大部分中农群体都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还能很好地完成家庭代际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     

“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

项目下乡是新形势下解决村庄发展财政不足的重要途径,希冀通过外部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和村庄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实践过程中,项目下乡并没有带来村民自治的发展,甚至没有与村民自治发生任何互动,使得其成为单向度的资源输入形式,村民自治呈现出"去自治化"现象。具体表现有,村民选举出现"异化"状态,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较低,富人治村消解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资源输入,更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参与。     

“被城市化”的农民生存透视

人口城镇化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瓶颈。因此,有效化解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推进城镇化战略时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需要在科学把握城镇化规律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关系,给农民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