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与民族规则习惯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更是面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这样的多重社会转型的影响。社会管理体制首要面对的是这些转型对社会个体、社会组织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以及负面影响．原有的依据国家法律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要维护社会的和谐，创新社会管理，并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化条件，必须充分运用根生于乡土社会的民族规则习惯，将其中积极的因素与国家法律相互配合，共同建构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推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探析——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推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既有理论支持,又有现实动力。当前推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已成为我国政府治理转型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深入调查,从现实基础、实质进展、主要问题等方面对泉州市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实践进行检视,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推动政府放权、改善环境、加快社会组织现代转型、在深化改革中推进等对策建议。     

社会转型期的异质性探讨

处于转型期的转型社会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的异质性社会,宏观层面的二元社会结构、中观层面的二元组织结构以及微观层面的二元人格结构是其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城乡分隔和城乡差异是二元社会结构的现实表现,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组织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并存、现代的表层结构与传统的潜层结构并存是二元组织结构的现实表现,走出二元组织结构是社会进化的过程;二元人格结构也有其现实表现,人格转型实际上是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从对立走向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处理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传统慈善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力有着清楚的认识。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共和人民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和利用原有慈善组织来进行战后重建和恢复生产,通过组织渗透、集中利用资源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福利机构等方式,逐步将传统慈善组织纳入人民政府的管理之中,并最终将其消融于无形,有效地化解了人民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矛盾;同时利用和接管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慈善资源为新政权服务。慈善组织的处理,减少了新政权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阻力,为人民政府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清理与整顿提供了便利。     

在发展与变迁中构建少数民族和谐社会

少数民族社会在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的非协调发展现状 1、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置入文化的整合障碍,使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在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与现代文化和社会对接不畅的非协调发展现状.     

嵌入式治理：社会网络中的执政党领导力及其实现

执政党在转型社会的影响力不仅与其规模、人数、掌握的资源有关，也和政党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其他组织的关系模式相关。较好的社会网络地位和有效的沟通方式，有利于以较低成本实现政党目标。已有材料表明，我国执政党运用其自身或社会精英掌握的组织资源，通过渗透、动员、宣传等方式对社会群体施加影响力，进而将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不断提高其内部领导力、平台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并进行对三种领导力进行多层叠加，进而提高其执政能力。     

论转型期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

社会管理体制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用以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当前正处于创新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管理体制面临诸多挑战。围绕社会管理中的难题,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明确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意义和路径,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现实而紧迫的需要。     

现代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转型乡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建与机制创新问题探讨

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组织基础,同时社会管理又必须呼应国家治理的时代诉求。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依存的文化与组织基础解体,管理机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由此,必须在充分解析当下国家治理诉求与乡村治理逻辑的基础上,重构管理的社会与组织基础,建立起"多维、复合式"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应对转型乡村的稳定发展诉求。     

兵团少数民族社会秩序转型与社会管理——以兵团维吾尔族聚居团场和连队为例

兵团维吾尔族社会秩序是在国家力量主导所形成的,具有国家认同度高、社会组织性强的特征。随着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兵团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等方面都发生了变迁,维持原有社会秩序稳定的要素已经发生了变动,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社会管理的手段,组织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建构起适合当前发展稳定的社会秩序。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业主委员会作为较为制度化的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平台，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业主委员会法律身份不明晰、组织成员之间信任危机、公民意识缺失以及传统行政权力的体制束缚等问题，其良性发展面临困境。应从定位、制度、参与意识和政府创新等维度入手，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现实保障。     

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重要支点的社会建设,既是应对中国当前转型时期矛盾凸显的当务之急,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而独立健康成长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组织载体,起到了在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构建认同与互动关系的中介作用.受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成长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如何在积极借鉴国外社会组织发展相关经验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来克服这些困难,将成为中国未来开辟一条有别于西方“强政府——强社会”的社会发展新路的关键.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的非正式制度约束研究——以云南省临沧市为例

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族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力但又经常被我们所忽略。探索非正式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变迁轨迹，将使国家的社会管理制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谐与稳定。     

政治现代化: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公民文化选择

在少数民族地区正在进行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可资借助转型的手段多种多样。文章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方向应是建立公民文化。尤其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中,在社会上倡导建立公民文化的范式,有利于把少数民族个体从封闭的失去个体意志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消除其民族集体依附性,使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而参与的身份是个人或某一利益、兴趣相同的集合体,关心的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从民族身份出发为某一民族利益代言。这样的公民文化有助于将传统的人渐渐改造成现代的人,从而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渐变过程。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心和难点在基层,动力和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党组织强大的组织系统,整合社会能力与联系群众的传统优势,使其成为基层社会管理中最直接、最基本、最有效的力量。但目前农村、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三大传统领域和社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三大新兴领域的基层党组织都存在着一些与社会管理创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不能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组织、功能和思维上进行改革创新,提高整合与凝聚社会、服务与引领社会、统筹与协调社会能力,更好地服务、推动社会管理纵深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优势与社会管理的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志愿性、多样性、民间性等特征,可以弥补政府管理中的空白,提高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增强社会民众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可以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优势作用。应通过营造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建立和完善其参与社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能力等途径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作用,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基于温州商会的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转型，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而且要求社会组织发挥在社会管理中的“志愿服务”功能和与政府合作共治的功能。温州商会在环境治理、安全生产管理和劳资关系协商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表明作为社会组织重要形式的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体现出行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时存在的动力不足、领域狭窄、责任模糊等问题。行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管理需以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明确参与规则、开放参与空间、厘清责任归属等为前提。     

变迁、结构与转型:明清徽州的乡村社会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徽商的大规模外出经营和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州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和转型,传统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也在变迁与转型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法定的正式组织即乡都、里(图)甲、保甲、乡约等和非正式组织宗族、会社等彼此互动,以山区林木以及副产品的生产、加工与贸易为主体、农业生产为辅助的乡村经济结构良性发展。不过,就总体而言,尚未能突破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固有状态。     

信任重塑、组织协同与公共性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优化路径——以“红十字会”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社会的多样性和风险性显著增高,应急管理主体成长和传统应急管理模式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独特功能与优势,成为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在现实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作为检验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效果的试金石。通过建构包含能力嵌入、关系嵌入和制度嵌入三个维度的综合性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对公益慈善组织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应急管理方面存在信任缺失、协同不足、功能错位等问题,制约着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有效性,应以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实现信任重塑;以社会网络关系优化实现组织协同;以外部制度环境优化实现社会组织公共性重构。     

应急文化视阈下的社会组织研究

应急文化是社会的公共安全价值观及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其内部结构包括应急心态文化、应急物态文化、应急制度文化和应急行为文化四个层次.鉴于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文化建设的优势,可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并将其纳入国家救灾管理体系,与政府应急办联合构建灾害社会教育目标体系.同时,强化对公共危机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普通公众等三类人员的灾害教育,并从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入手,推进社区应急文化建设.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战略转型及实践路径

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既不是短期的事情,也不是权宜之计。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诉求和基本需要。但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发现对社会治理的认识不能仅仅限于其模式的转换,更需要整体架构的转型。在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一个现实议题的情况下,这一转型即意味着要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